这风景优美的住屋，后来又加了附属建筑。因为家里来住的子女多了，爸爸经济也略有宽裕，便在正屋的后面自己添造了3间扁扁的小屋。房间虽小，却有室名。西边爸爸住的房间后面那个小间，爸爸取名为“宜椿室”，我就住在这里;东边妈妈带恩狗住的房间后面那小间，取名为“宜萱室”，元草哥从北京铁道学院回来时住。中央一小间没室名，华瞻哥从北京回来时住过。
爸爸在上海时，其实曾答应到杭州后再去浙大任教。可是到杭州后“临阵脱逃”，又过起悠闲的赋闲生活来了。
这屋子，爸爸称它为“湖畔小屋”。但没有为它写屋名。这里住的时间不长。住到1948年夏天，就去台湾了。我们在这湖畔小屋里只住了一年半。
我们在杭州安家后，故乡的雪恩娘和乡亲们来看我们就很方便了。尤其是烧香时期，我家好比开了饭店旅馆，接待故乡的烧香客。有的并不认识，反正都跟镇东一样叫我爸妈一声娘舅舅妈，就来吃住了。妈妈忙得不亦乐乎。幸有一个叫章鸿的，妻子名秀英，夫妇俩给我家帮忙。他们所生女儿叫三芳，一家三口都住在我们这里，章鸿夫妇帮我们料理家务，三芳尚未入学，就在我们家和恩狗一起玩。
爸爸是喜欢热闹的。他用苏东坡的句子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家里：“酒贱常愁客少，月明都被云妨。”
那一阵子客人可真多啊!
马一浮先生的“复性书院”那时就在静江路上我家与西泠桥之间的西湖边“葛阴山庄”内。就像逃难到桐庐乡下时那样，又成了我们家的近邻。爸爸能随时前往，聆听教诲，其乐融融。
通过许钦文先生的介绍，爸爸找年轻的易昭雪医生装了一口“义齿”。说起装全口假牙，我记得妈妈是在重庆沙坪坝的沙磁医院装的。那医院在大众剧场(就是我演过《投军别窰》的剧场)对面。每次都由我陪去。我算了一下，妈妈那时实足年龄还只有48岁吧。爸爸如今装全口假牙，实足年龄也才49岁。我到80岁的现在，还只是上下补装，并未装全口。可见爸妈那时生活实在太苦，营养太差，以致早衰。
爸爸非常感谢易昭雪医生的高超技术，写了两篇装牙的文章称颂他。2007年10月，女儿陪我到杭州去开会，我们抽空访问了易先生，他身体健朗，剥一个柚子给我们吃。我在家吃柚子是靠年轻人剥的，我才剥不动呢。我打算制止他别剥，我想，他已85岁高龄，他还没剥好，我们要赶着去开会了吧。哪里知道他很快就搞定。我惊叹易先生手劲真大，女儿说：
“你别忘了易先生是替外公拔牙的，手劲当然大!”噢!我恍然大悟。
在湖畔小屋时期，1948年，爸爸的老友郑振铎先生来访，爸爸有《湖畔夜饮》一文专记其事。郑先生就是最初选用爸爸的漫画登上他主编的《文学周报》上去的“伯乐”。两人十年阔别，畅饮叙旧，用贴在墙上的苏步青先生送给爸爸的诗作为佐酒的菜：
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
没想到这次会面后十年，郑振铎先生在飞往阿富汗和阿拉伯作友好访问的途中，在苏联上空遇难，从此永诀了。
京剧缘
在湖畔小屋时期，我的京剧瘾是过足了。爸爸替我和宝姐从当时杭州唯一有京剧表演的“大世界”请了一位叫沈飘芳的艺人定期来家里教我们表演动作。这位沈先生以前是唱旦角的，上了一点年纪后不再演戏，大概在“大世界”给演员说戏吧。我那时在艺专经常演出。除了校内，还到爸爸的老同学田锡安先生的单位里演出过，和浙江大学的学生叫陈效仁的也合演过。那时演的戏有《女起解》、《三堂会审》、《御碑亭》(柴扉老师演王有道)、《鸿銮喜》、《花钿错》(我演副角小姐)、《打渔杀家》(柴扉老师演萧恩)，等等。
沈飘芳先生配合我的演出加以辅导。就在那小天井里，我还向他学了不是演出用的《虹霓关》。我居然使起花枪来，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啊!我听了京剧的唱片，就把曲调用简谱记下来。这样，学起来自然更方便些。我记录的曲谱，几乎都是梅兰芳的戏。
后来我竟有幸见到了我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梅兰芳先生!
1947年梅花时节，爸爸一人去上海，摄影家郎静山先生陪他去访问了梅兰芳先生，还有盛学明和陈警聩两位摄影家带了相机去。次日《申报》“自由谈”就有人登出文章和照片记载其事。爸爸自己后来也写了《访梅兰芳》一文。
我好眼红啊!
“爸爸你为什么不带我们去芽选”
我老是缠着他。终于次年(1948)清明过后，梅博士又在天蟾舞台演出了。爸爸就带着我和宝姐来到了上海。我们住在四马路(即福州路)天蟾舞台斜对面近广西路的振华旅馆。
有一位替梅先生拉二胡的倪秋平先生因酷爱西洋音乐，而且是读了爸爸的旧着《音乐的常识》(1925年12月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爸爸最早写作的音乐书)才开始喜欢上西乐的。因此很崇拜爸爸，常和他通信。我们到了上海，每晚梅先生演出结束后，倪先生就抱着琴囊来振华旅馆与爸爸聊天。爸爸学西乐而爱好皮黄;倪先生拉皮黄而爱好西乐。谈不完的话，一直谈到后半夜。
我们本来想等梅先生此次演出结束后再去访他，但看了一本《洛神》后，第二天还是去访了。托倪先生先去打一个招呼。
下午四点钟(大概这是倪先生指定的对梅先生最合适的时间)，我们走出振华旅馆刚叫好出租车，看见我的二姐夫慕法哥正坐在藤椅里让人擦皮鞋。听说我们是去访梅兰芳，也是戏迷的他不管皮鞋只擦了一半就钻进了我们的汽车里。
“天外飞来的好运气!”
我和宝姐送给他这句话，未免带有妒羡的语气。我们盼了这么久才托人安排好这次访问，他却一钻进汽车就可以去见伶王了。
爸爸则嘲笑我们见伶王如“瞻仰天颜”，“面见如来”。
我们终于来到了马思南路(即今思南路)的梅宅。叩门后，随着大门打开，马上有两只小洋狗出迎。这时轮着慕法哥来嘲笑我们了：
“你们巴不得每人做一只吧芽选”
说说笑笑之间，我们穿过花园，终于坐在客厅的沙发里了。倪秋平先生先我们来此，这时他先到客厅里来陪我们，才聊了几句，梅先生就下楼来了。那时我们三个戏迷的表情，据爸爸后来在《再访梅兰芳》一文中说：
陈宝一吟和慕法，目不转睛地注视他，一句话也不说，一动也不动，好像城隍庙里的三个菩萨……
我们看看坐在梅先生旁边的爸爸，其实比梅先生小四岁，才51岁，却留着胡子，一副老相。
记得抗战时期，我们在沙坪小屋时，从上海寄来报上剪下来的一张梅兰芳蓄须的照片。梅先生在沦陷区为了表示不愿为日寇演戏，把胡子留起来了。我们几个“梅迷”都对他怀着崇高的敬意，爸爸称颂他的“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精神。如今，中国胜利了，梅先生又剃去胡子，出来为人民演戏了。这种品德比他的艺术更可贵。我们打心底里敬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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