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去码头接宝姐时，由于大船不能靠岸，用驳船载我们接客的人过去。驳船傍着了大船后不知何故不让我们上去，我看到好些人都攀越栏杆而上，我也学着攀越。船上的警察手执腰上解下来的皮带做出要打人的样子。但看见攀栏的都穿西装革履，不敢下手，竟朝我手背上打了一下，手背顿时青红起来。这个人欺我弱小，真势利!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挨打。打我的不是日本人，竟是中国人!
妈妈他们到厦门是1949年1月。起初也在内武庙挤着，但不久黎丁先生和我们一起在古城西路43号另租了宽敞的房子，我们两家都搬了过去。
但在内武庙时期，有一件事不可不记。那时爸爸忙着作画展重订的画。他实在忙不过来，有一次忽然向我提出：
“一吟，你来帮我上色吧!”
我吃了一惊。
“我……”
“陈之佛先生的工笔画，后来也是叫他大女儿上色的。”
“可人家本来就有功底，我……”
“你不也是艺专毕业的吗!”
父命难违，我就真的干起来了。我在艺专学的是应用美术，颜料一般是平涂的，比较工细。如今是给漫画上色，大概要有漫画的风格。于是我学爸爸那样，上色时有意给某些地方留空，算是“意到笔不到”。
“啊呀，你上色怎么留许多空白!”
“爸爸你不也是这样做的吗?”
“留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你却是有意留这么多空。”
“怎么才是自然的呢?”
“……”
爸爸大概觉得对我很难说清楚，还不如自己动手，把不该留空的地方一一给我补上。我惭愧地在旁边看着。
这件事已经过去60年。可如今我要旧事重提。我为当时上色上得不好要向那些拿到画的人致歉。同时，我有幸和爸爸“合作”了一次，深感骄傲。不知那批画今在何处?也许已在浩劫中毁去。即使尚存，恐怕也难找到了。但我必须把这件事趁我有生之年公诸于世，才觉得安心。
古城西路43号是二层楼三开间，楼下和楼上的中间房都作过道用。楼上左右两间我们住，楼下黎丁家住一间，另一间作厨房用。
黎丁的妻子叫琇年，人很和气。她普通话不大会说。有一次爸爸下楼，看见她出门去，就问她去哪儿。她回答说：
“去剃头。”
第二天爸爸又遇到她，出于礼貌，又问问她。她仍然说“去剃头”。噢，爸爸看见她的头发仍是老样子，心里想：昨天没剃成，所以今天再去剃。但第三天仍如此。爸爸觉得奇怪，把这事讲给我们听。正好黎丁先生来了，我们就问了他，他说：闽南话“剃头”这两个音是“玩儿”的意思呀!我们听了哈哈大笑。
原以为在这里可以长住下去，但不久获悉解放军即将南渡长江解放上海。叶圣陶先生从北方来信，劝爸爸趁早北返江南。爸爸虽然喜欢南国气候暖和，宜于居住，但对江南富有诗意的四季有别、春红秋艳毕竟也很怀念。看了叶先生的信，就决意拔根，举家北返。
但爸爸考虑着一件大事：他为报师恩、为践诺言而在弘公将届70冥寿时所作的70幅护生画虽已完成，而且广洽法师已在为这第三集筹资出版。但为第一二集写文字的弘公已经生西，爸爸、恩狗与广洽法师在古城西路楼上阳台上
找谁来为第三集写字呢?幸得章雪村先生来信指点，可以去香港找书法家叶恭绰先生书写。
爸爸决意自己单身前往香港，让妈妈带着我们回上海。(宝姐学期未满，暂时仍留厦门。)我们送爸爸上“丰祥号”时，但见厦门文艺界人士及友好在码头送行，盛况惊动了一船旅客。
爸爸在香港得到叶恭绰、黄般若以及《星岛日报》总编辑沈颂芳等先生的帮助，举行了三次画展，解决了他所担心的另一个问题：到了初解放的上海，一家人的生活费如何着落。如今，有了这笔钱，暂时没问题了。
爸爸带着叶恭绰先生写好的护生文字，到广州搭上末班飞机，于4月23日到上海和我们团聚了。
第四章日月楼时期(上)
共和国诞生
“啊呀，好险哪，我坐的是末班飞机，差一点不能着陆。现在总算回来了!回到上海来迎接解放了!”
爸爸在隆隆炮声中赶回上海，兴奋地对我们说。那时我们住在西宝兴路汉兴里46号张逸心先生家。他请爸爸教过日文，当时也做一点出版事业。
爸爸带回了画展所得的钱，我们后来就在同一里弄近弄底处向杨老太“顶”了一幢房子。所谓“顶”，就是转让租赁权，要付很大一笔钱，而且由于通货膨胀的关系，不收钞票，要收“小黄鱼”，即重一两的小金条，收好几根。那时压根儿没房屋买卖的事。“顶”就相当于买。“顶”来的房子都是装修好的，还有家具。杨老太留给我们的家具中有一口日本式的七斗橱，我们几次搬家都带走。最后我捐给了重建的缘缘堂。
1949年5月27日，红旗飘扬到上海市空。我们都到弄口看街上的解放军经过。他们纪律严明，不受路旁欢迎者的慰劳食品。爸爸很感动，对我们说：
“旧社会有一句话，叫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句话现在不适用了。解放军为正义而战，当兵的个个是好男!以前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从此振作起来了!我们的国家前途无限光明!”
上海解放前，有不少人往尚未解放的地区逃，甚至逃到国外。我们却在爸爸的安排下反而“逃”进来。不过全家尚未团聚，还有华瞻哥去美国留学未归，宝姐在尚未解放的厦门教书。爸爸写了长达10页的信寄给华瞻哥，在信中详述家人近况，热烈赞扬新社会，歌颂解放军。爸爸要求华瞻哥看过这封信后转给在厦门的宝姐。谁知这封信差点害了宝姐。宝姐后来告诉我们说，有人透露给她听：这封信转到厦门后，被特务机关截获，拍成缩微照片存档。当局打算逮捕我大姐。只因经办此事的人同情教育界，才改为暗中监视她。
刚解放时，国民党飞机屡屡侵犯上海上空。我们住的地方附近工厂较多，经常成为轰炸目标。爸爸在上海艺术师范任教时的学生(后来又成了开明书店同事的)钱君匋创办的万叶书店，位在安全的卢湾区。他担心老师的安全，邀请我们到那里去住。这年的7月4日，我们就搬进了南昌路43弄(临园村)76号，住在二楼。汉兴里的房子，后来以“小黄鱼”顶了出去。
不久，上海文艺界在我们隔壁的复兴公园举行劳军游园会。爸爸踊跃参加，在园中设座，当场为人们画肖像速写，所得笔资充作慰劳解放军之用。遇到解放军来请他作画，当然一文不收。
暑假后，我在正行女中、乐华小学、怀远中学三校兼任图画教师，开始有收入了，买了一双皮鞋送给爸爸。给他钱，他坚决不收，向我要了两毛钱，说是做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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