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拿到我们家后，家里的人多么兴奋啊!以前，隔壁91号的“小弟”为我装了一台十分庞大的录音机，我们已经兴奋得不得了。以前认为“话出如风，怎能追回”。可如今就是能追回，让自己再听一遍。真神秘啊!故乡来的亲戚听了自己的声音，更是觉得神奇。笑声充满了日月楼。
如今又有了一台电视机，不仅能听，还能看———可不是看自己啊。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录进磁带制成光盘在电视机里播放，让自己看自己。那时是电视台播放什么我们就看什么，而且好像只有一个电视台，还不是从早到晚播放。可我们已经够高兴了。每天吃过晚饭，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享受———不!才不是爸妈和我姐弟四人呢。亲友们全家出动，周末来看电视。这个消息还传遍了里弄。邻居纷纷前来试探：是否能“揩油”进来看看?我们都允许。客厅成了个小戏院，座无虚席。
我们在观众席的正中间前排放一只沙发。这是爸爸的专座。他每晚都在这里度过欢乐的时刻。
可是后来有一晚，爸爸在看电视的中途上楼去了，久久不回。我便上楼去看个究竟。
“爸爸你为什么不下来看电视了?”
“……我想休息休息。”
我听得出爸爸说的不是真话。在我的追问下，他终于说了实话：“坐在我后面的那个男孩位子比我高些，他往前靠在我的椅背上，鼻子里喷出来的气正好喷到我头颈里……”
噢，我终于明白了。
“那我下去把位子挪一挪。”
“不要!今晚的电视不大好看。我本不想看。”
爸爸对别人是能照顾就照顾，宁可牺牲自己。我们家乡有句话，叫“香火赶出和尚”。我知道爸爸的脾气，也就不再勉强。好在那个男孩不是每个周末都来。
这台笨重的电视机一直用到“文革”抄家被画院抄走。爸爸的“问题”解决后，电视机和其他的东西一起还来，我们就把电视机放在三楼了，因为那时客厅已被迫退租，由别人住了。爸爸去世后，我和“文革”中从复旦大学迁来同住的华瞻哥家分炊。那电视机留给他们，我另买了一台小电视机。那时倒已有了半导体电视机，但我没钱买大尺寸的，就买了一台9英寸的，把女儿的眼睛也看成了近视。如今我家的经济条件大大改善。2000年从漕溪北路迁到斜土路以后，三间房和厅内各有了电视机。回想当年，不胜感慨。
困难时期
1961年开始，我国面临困难时期。是什么原因造成困难，我已经被弄糊涂了。一会儿说是自然灾害，一会儿说是苏联专家撤走，一会儿说是“浮夸风”造成。莫谈国事吧。我只说说我家当时的情况。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开门七件事，凡与衣食行有关的，都供应困难了。为了抑制抢购或供应断档，政府发行了种种票票，我记得有：粮票(分全国通用和本市使用)、油票、肉票、鱼票、豆制品票、盐票、糖票、还有供应日用副食品的小册子(买西瓜凭这本子，买火油、煤球也凭这本子)、此外还有布票、纺织品券、线票、手帕票、糕点票、就餐券、香烟票、火柴票、肥皂票、电视机票、缝纫机票、脚踏车票、手表票，还有华侨票，共22种。可能还有我忘记了的。其中豆制品票还分上中下三旬供应，而且每张小得像大拇指的指甲一样。每次领来票票，总是由我分好包好才交给妈妈。
到春节时，另有票票分大户小户供应。例如：家禽、蛋品、海味、龙头烤、海蜇、海带、干果、干菜、粉丝、大水果、小水果、蜜饯、白酒、黄酒、啤酒、糖年糕。
我记得西瓜供应很少，夏天一户只供应一个(也分大户和小户)。如病人要吃而不够时，得凭医生证明才能买到半个。
华侨票必须有外汇的人家才有。我家托新加坡广洽法师的福，经常有华侨票。持此种票到华侨商店去，几乎样样都有卖。不仅我们自己，连故乡的人也沾了光，常来上海买电视机、脚踏车之类。
上海政协还有一个叫“文化俱乐部”的地方，专供委员及其家属免票用餐。画院有时也有一些优惠。美协还设法供应爸爸每天6两黄酒。所以我家受影响总算不大。我只记得我用糕点券买来一块点心，要分成4小块慢慢享用。如今也是这样，但性质完全不同，如今是因为供应太丰富了，我怕自己吃得太多会更胖，才用此法限制自己每次少吃点。
有一件事使我终生遗憾。雪恩娘因乡下粮食不够，儿子镇东陪着她来上海，希望在我们家住上一段时期。那时通信息是很困难的，故乡来的人几乎都是不告而来。可爸爸已决定和妈妈偕我上黄山，一切安排就序，次日动身。爸爸没有改变既定的主意，他邀雪恩娘同行，雪恩娘坚决不肯。爸爸便把雪恩娘一起带到杭州，把她留在满娘家，我们自去黄山，讲好回来接她一起到上海住。亲姊妹在一起叙旧，也蛮好。可是雪恩娘住了没几天，我们回来接她时她已回家乡去了。我们很纳闷。满娘虽然性格多忧，但绝不会讨厌妹妹雪恩娘，何况受爸爸之托。后来爸爸想起，原来雪恩娘从小去乡下当童养媳后，每次来娘家，总是住不惯而提早要求回乡的。这么一回忆，倒确实如此。但家乡毕竟吃不饱，给了她钱也买不到吃的。不知她后来怎么过下去了。那时家乡没电话，无法通消息。对这件事我心底里一直留下一份遗憾。供应好转后，故乡来人络绎不绝，但雪恩娘总是很少来，来时说好住几天，也总是提早走。
故乡的亲人们对我们在人情上的欠缺，从来不放在心上。一直到现在还是诚恳相待，热情无比。
日月楼鼎盛时期
有了这么宽大的房子，住在外面的宝姐先姐和她们的孩子们、故乡的亲友们都经常来玩。家里到了星期天常常很热闹，甚至星期六的晚上就有外孙来住宿。(那时每周只有星期天休息一天。)
楼下的家具基本上都是前房客董太太留下来的，在我们看来是豪华之极。那吃饭的桌子本来已够大的，还可以拉开来在中间加板。外甥们常在这里打乒乓球。据外甥杨子耘回忆，他们几个还坐在三楼楼梯上借助打过蜡的滑力滑下来，滑到二楼转个弯，一直滑到底楼，大人们也不加干涉。只有爸爸午睡时妈妈才喝住他们，那时他们就乖乖地一声不响了。
我们隔壁92号张家的两个女孩也经常参与玩耍。其中小的一个叫萍萍，后来我认了她做干女儿的，也常来宿。我还像在遵义时那样当孩儿王，他们都住在我房里。
爸爸爱孩子，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不是仅仅爱自家的孩子;他爱普天下的孩子。邻家的萍萍和她的姐姐芳芳常来我家，爸爸都喜欢。那时我家已托姐夫民望哥买来了一架旧钢琴(新钢琴是买不到的)。弹琴的主要是我弟弟，但我有时也在琴上弹弹单音的歌曲，教芳芳萍萍唱歌。有一次我教她们唱李叔同先生的《送别》，唱到“天之涯，地之角，至交半零落”时，爸爸在一旁微微叹息。歌唱完后，爸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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