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始“焚书”了。把书放在一旁，由我一页页撕下来，英娥阿姨管焚烧的事。烈火熊熊，一本本护生四集就这样付之一炬。在我们家里再也没有这本含冤的“毒草”了。可如今我要一本当时的单行本护生四集，也找不到了!终生遗憾!但毕竟是爸爸的安全更重要!
“焚书”已近尾声，正当我们暗自庆幸时，忽然我家的门铃响了!
我永远忘不了这紧张的一刻!是谁会在半夜按我家的电铃?莫非有人发现了火光?有人闻到了气味?这下祸闯大了!不仅我和英娥阿姨这两个“执行者”会遭难，还会连累爸爸，说他是“指使者”。只有妈妈无辜，还能来替我们送送牢饭。
我和英娥阿姨呆若木鸡;爸爸妈妈在黑暗的房里，但愿他们已睡着了，没听见。
我们这样待了很久。我简直停止了思维，只有心在怦怦乱跳。可是，竟然什么也没发生!门铃只响了一次，就再也不响了。
是佛在保佑我们吗?是按错了门铃吗?是谁开玩笑吗?或者，更可能的是过往巡逻的人闻到了气味，怕我家失火。按了一下门铃没反应，也不想管这闲事了。总之，在那暗无天日的时期，这天半夜一定有人在佑护我们。
是啦，一定是弘一大师!他不会怪罪我们烧护生画集，因为他知道我们是逼不得已的;而且他能预见到爸爸后来身陷困境还在晨曦中完成最后一册《护生画集》，提早为弘一大师祝百岁冥寿。
熊熊烈火慢慢熄灭了。我们的心跳也渐趋正常了。但是大家都不敢对话，生怕被人听见。
英娥阿姨收拾好残局。我们就这样在沉默中过了不眠之夜。
无穷尽的批斗
我已算不清在整个“文革”时期爸爸挨了多少次批斗，因为次数实在太多了，数也数不清。况且有的批斗他从来不告诉我们，我只是后来听别人说的。
上海文艺界的四大领导———作协的巴金，音协的贺绿汀，剧协的周信芳，美协的丰子恺，到后来都是上海“十大重点批斗对象”。爸爸不该当美协主席和画院院长。在家赋闲，也许会好些。不!恐怕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他写的文章太多了，画的画就更多。画院里画山水画的画师，不也都在挨批斗吗。山水画里挑得出什么骨头;爸爸的画和文章里可挑的骨头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如果放在里弄里批斗，说不定会更糟。
画院逼着爸爸“彻底”交代，否则要开群众大会———那一次使我家特别紧张。爸爸自己呢，从来都受人尊敬，突然变成阶下囚，思想更是转不过弯来。不过，后来渐渐明白了：这是政治上的斗争，波及到老百姓。历史上的老百姓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事不在少数。至于下边那些执行者，其实也是老百姓。有的人是愚忠，有的人是不敢抗命，那都是可原谅的。唯有那些混水摸鱼的投机分子，在这种乱世，正是他们表现自己的好机会。有道是“阎王好见，小鬼难挡”。也只得任他们表现，任他们折磨自己!想通了这个道理，爸爸就不再认真。他开始做戏，巧妙对付。
批斗的次数很多，除了画院之外，什么少年宫啦，美术展览馆啦，江西中路青年会啦，上钢三厂啦，求新造船厂啦，崇明啦，川沙啦，车沟大队啦，民建大队啦……恐怕连爸爸自己也记不得那么多，我连先后次序也搞不清。
少年宫那次批斗时，据说唐云先生遭到毒打，棍子都打断了。因此，接着把大家拉出去游街时唐先生没法参加。据说游街的人中有沈柔坚先生等等。
爸爸事后说，那次游街时，有一少年尾随着他，找一机会悄悄地对他说“丰先生，我是很崇拜你的。”
崇明是画院程亚君先生搞“四清”运动的地方。所以爸爸被带到崇明去，程先生也一起陪去。爸爸的漫画一张张被放大后裱在硬纸上带去。崇明较远，要过夜的。爸爸就在这时养成了和衣而睡的习惯。
他们两人被批斗，造反派则趁机在崇明买大闸蟹带回去享受。
在车沟大队时，正逢刘少奇同志被宣布为叛徒、内奸、工贼，工宣队便对“牛”们训话：“你们的总后台垮台了!”天晓得，“牛”们之中恐怕没一个与刘少奇同志有任何联系，怎么一下子变成自己的总后台了?选关于川沙的批斗，在爸爸去世后我认识了一位川沙的朋友，请他写下了如下的情况：
1969年秋冬之际，由上海美术界组织派人开小轿车，将丰子恺先生带来川沙大会堂批判。
批判会上，事先已将丰子恺先生画集里十来张漫画临摹放大在整张白纸上，由批判发言人逐张进行批判。批判一张，撕下一张，团成纸团，丢在丰子恺先生的周围。在批判结束时，有一个人拿竹扫帚随着丰子恺先生走进舞台侧幕时，象征性地跟着扫过去，同时高呼口号：扫进历史垃圾堆!
丰子恺先生在批判会上，由于年老了，是让他坐在凳子上的。只是在批判高潮时，曾叫他站立过。
批判会后，丰子恺先生仍由小轿车带走，离开川沙。
这次批判算是文明的。爸爸还坐上了好久没坐过的小轿车。批判时也没让他多站。倒是造反派们在这次批判前煞费了一番功夫，还准备了道具，可能像排戏一样还得先排演一番吧。
张乐平先生在1981年5月20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写的是他和我父亲的事，题目叫《画图又识春风面》。其中关于批斗的事这样写着：
“文革”时期，我们当然在劫难逃。因他是美协上海分会主席，沈柔坚和我是副主席，他挨斗，我俩总要轮流陪斗，坐“喷气式”(吟按：指由两个“造反派”一左一右按下被批斗人的头飞快地把他推出场)，挂牌，一样待遇。有一次在闸北一个工厂被揪斗。我们一到，匆匆被挂上牌子，慌忙推出示众。一出场，使我好生奇怪：往常批斗，总是子恺先生主角，我当配角;而这一次，我竟成了千夫所指，身价倍增。低头一看，原来张冠李戴，把丰子恺的牌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向造反派的头头指指胸前，全场哄笑，闹剧变成了喜剧。
林放先生于1983年2月10日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文章《丰子恺先生一事》中提到求新造船厂的那次批斗。文章不太长，我就全文抄录如下：
听说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随笔集》又将出版，而且听说那里面还收有好多篇从未发表过的《续笔》在内。这些《续笔》，据丰一吟同志说是在丰先生白天坐“牛棚”，挨批斗，清晨却在灯光下悄悄地写出来的。丰先生本来是一位慈祥恺悌的君子，可是他这种韧性的战斗，就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及，更不必拿那些随风而倒的小丈夫来对比了。
子恺先生是属于我们老师一辈的长者。我至今还能回味自己的中学生时期，从丰先生的美术音乐着作和随笔漫画中吸取的营养和情趣。由于年龄上的差距，我和丰先生是够不上有什么交往。但在“文革”中却居然也有这么一次的“缘”分，足以印证一吟同志所说的丰先生在大动乱中写作的背景。那天由好多个“造反”组织在求新造船厂联合召开的批斗大会，“牛鬼蛇神”是黑压压的一大堆，约二三十名之多，其中就有丰先生。不过那天的重点对象似是周信芳和袁雪芬两位。丰先生和我面对面地枯坐在长板凳上，听着前台的董超、薛霸凶神恶煞似的抡着水火棍揪斗周、袁两位，大声吆喝，拳足交加，完全是按照京剧《野猪林》的戏路来进行批斗的。尽管气氛是如此紧张，丰先生却还是跟平素一样，恬静肃穆，淡然入定，只是在他的眼光里流露那么一点悲天悯人的忧郁的神情。直至批斗会解散后，我们又同乘一辆卡车，到了南市某处，丰先生跳车下去，恰巧旁边有一辆车横闯过来，擦着他的身边疾驰过去。大家“哎呀”一声为他捏了一把汗，然后目送他踽踽独行而去的背影。这就算是我对丰先生的最后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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