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呢，除了上面我所见的白天坐“牛棚”挨批斗的背景之外，又加上了“清晨却在灯光下悄悄地写出了《缘缘堂续笔》”这样执拗地忠贞于艺术创作的情景。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难道不值得我们怀着尊敬的心情好好地思考思考吗?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里弄也奉命监督起爸爸来了。要他每天在我家门前的水泥地上扫地。活儿不重，但叫人痛心!我年纪轻轻的不许扫，专职打扫卫生的英娥阿姨不许扫，偏要叫七十多岁的老人家去扫。我们忍心吗?我只好为爸爸做一点准备工作：给我家的畚箕装上个长柄，让爸爸可以不必弯腰。没扫了几天，妈妈就代替了爸爸做这工作。好在里弄里也没人来检查。
先姐还回忆起一件事。有一次她带了女儿阿春来看爸爸妈妈。爸爸上午被传到单位去了半天，回家已很累。吃了午饭正在午休时，忽然楼下进来一个人，妈妈事后告诉我是里弄干部菖大姐，原来就是那个得志弄权的小人。她大喊着：“丰子恺，快去劳动!”
先姐连忙下楼对她说：“爸爸上午累了半天，身体不大好，已睡了。”
妈妈随后下楼，对那女人说：“他上午去单位劳动过了!”
那女人坚决要爸爸去。正在这时，爸爸已起身，一边下楼，一边把一件夹衫披到身上说：“我去我去!”
那天我正好不在家，先姐刚才进门时就已看到里弄里一些十二三岁的顽童手持木条口里喊着“牛鬼蛇神不许乱说乱动”之类的口号，跑来跑去。她极不放心，决定跟去。但又怕被那女人看穿了要加以阻拦。便随手抱起阿春，假做一路逗她玩儿的样子，往爸爸劳动的地方走去。
那是在弄内拐弯的地方。已经有几个“牛鬼蛇神”在劳动了。他们的工作是把墙上的旧标语纸刮下来，把墙洗干净。先姐看见爸爸俯身去捡了一个小瓦片作为工具，开始刮起来。旁边有五六个小学生手拿鞭棍站在那些被强制劳动的人身后。先姐怕他们对爸爸胡来，就一直抱着阿春站在一旁。这时那个菖大姐走过来板着脸问她：“你到这里来啥意思呢?”
“没什么，我抱孩子在玩。”先姐说。
幸而人多刮得快，更幸而那几个学生没动武，先姐才略略放心。一直等到爸爸结束劳动一起回家，才松了一口气。
在那些日子里，街面上到处都可看到贴着批斗爸爸的大字报。据说漫画中有一幅，人头龟身，龟背上写着“反共老手丰子獃”。玩弄文字游戏(獃是呆的繁体字，其左边与恺字右边的繁体字写法相同)，真是挖空心思，无聊透顶!
人怕出名猪怕肥。没名气的人相对地说比较安稳些。像爸爸这样，大字报一上街，连我们这些家属，乃至他的亲戚朋友，都会受牵连。“文革”结束后，从各方传来消息，才知爸爸牵连了不少仰慕他的人，使他们也受尽折磨!
据各方面的反映，爸爸对于批斗，颇能处之泰然。他只是终日抽烟。在牛棚里，他坐得笔直。有人问他这样累不累，他说坐直了反而不累。没有外人的时候，他风趣乐观，谈笑风生。他常常谈些文艺上的词汇和术语，把日语和英语的读法加以比较，谈到日英词语在内容上的差异。也谈生活方面的事情。有时被造反派叫去审问，回来后，好像没这回事，就像去小便一次似的，继续往下谈。还有人说，他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后面加上“三不怕羞，四不怕痛”。听来令人寒心。还有人说，造反派在批斗时问他：“你为什么信佛教?”爸爸居然说：“佛教是众人信，不是我丰子恺信。佛教有几千年历史。”这些都是听别人说的，不是我直接采访来的。
不过，正因为爸爸信佛教，想得开，在对付这场空前的劫难时还能撑住。他不仅自己想得开，还劝别人想开些。唐云先生于1981年5月26日在《解放日报》上写的文章中说：
记得1969年初冬我们到上海郊区曹行公社劳动的时候，丰老常常和我一起谈心。有一次我向他吐露出自己的悲观情绪，说等这场运动结束后我要到乡下去找一个安静之处以了余生。丰老不以为然，他对我说：“老唐，你不应该走掉。留在上海吧。将来上海更需要你画画的。这班人(指四人帮)倒行逆施，决不会长久。你等着吧，一定能看到他们的下场。你要为国家多做一点贡献。千万不要有此消极的念头。”他这一席话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尽管爸爸这样劝唐云先生，实际上在这场运动中，他自己肯定也有过种种想法。太长久了啊，这场运动!抗战也只忍受了八年，“文革”竟长达十年!
又据画院的人说，1968年毛泽东关于“严禁逼供信”的指示下达时，画院召集“牛棚”里的人谈感想，谈的人都哭。爸爸也在其内。是啊，他怎能不哭呢!逼供就是屈打成招。相信屈打成招的人说的话，然后加以批斗，百般折磨，这种情况自“文革”以来都已一年半了!挨骂的早已被骂过了，挨打的早已被打过了，自杀的早已死了。到如今才发下指示来，怎不叫人悲泪纵横!
运交华盖欲何求
我知道俞云阶先生的大名，但和他没私交，更不知他的住址，所以“文革”结束后没去访问他。幸而在1986年第四期的《演讲与社交》杂志上看到了方坚先生的一篇文章《风雨忆故人———丰子恺先生在文革中》。全文都是写的向俞云阶先生采访我爸爸的情况。我现在把这篇文章里俞先生讲给方先生听的关于“文革”中我爸爸的全部情况摘录如下：
……你们要求我谈谈丰子恺先生，我想了许多天。丰先生是我的长者，后辈理当少谈前辈，尤其对这位近代中国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他生前从不受别人奉承。想来想去，还是谈点我们之间的一些交往，对年轻人也许有好处。……六六年一夜间，中国陷入了“红色恐怖”之中，我自然在劫难逃。不久我被唤到设在市博物馆的“牛棚”里。当时，我自忖自己“久经沙场”，又是只被人从灵魂上消灭了的“死老虎”，心里很坦然。报到之日，便稳稳地踱进“牛棚”。一进门，却大吃一惊，只见几十位先来者，早已靠着四面墙角，规规矩矩，席地而坐。两个戴袖章的人上来拽住我，一把拖到他们先前排定的座位上。刚坐下，抬眼见丰子恺先生盘腿坐在对面墙根下，朝我点头微笑，仿佛说：我料到你会来的。
就这样，我们有幸结为“牛友”。
丰先生当然数“大牛”了，我是“小牛”。大大小小几十头“牛”，被圈在棚子里，每天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投降书很长，一位老先生老眼昏花背不出，被人打得死去活来。丰先生不像别人那样高声诵读，只是微合双目，喃喃默念，天知道他在读什么。
当时，国无国法，“棚”却有“棚”规。我们必须清晨五点到“牛棚”，去做早请示;回家时，胸口挂的“牛鬼蛇神”标志牌不让摘下，以便使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让路人皆知。我可受不了，一出“牛棚”便把牌子扯下塞入口袋，免得让家人心惊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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