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这里，两人相顾大笑。……
爸爸被关在美术学校里“隔离审查”一个多月，竟在这“牢房”似的地方和邵先生大谈其宗教和护生。如果让“造反派”们知道了，会被称为“放毒”，受到大批特批。没想到他们在这雨横风狂暗无天日的日子里给他创造了一个世外桃源，使他可以在其中痛快地宣扬宗教思想。
关于邵先生文中所说的“短榻两具”，听邵先生说，造反派把一只抄家得来的全新的钢丝床给爸爸睡了，邵先生只睡一张普通的硬板床。他们对爸爸还算不错，可能是看他年长些吧。
至于邵先生说爸爸在“隔离”室里喝“药酒”，那可是上了爸爸的当!爸爸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还必须喝黄酒，不惯于喝别的酒。为了这个，他离开了没有绍兴酒的台湾。如今被隔离在美术学校，没酒喝，度日如年。坐牢房可以探监，在美术学校当然也应该容许家人探望送物。我和妈妈经常前去送物。
有一次，爸爸悄悄地说：
“给我送点酒来!”
“让他们知道了会有问题吗?”
“就说是治病的药酒。”
“噢噢，好好!”就这样，爸爸虽被隔离，却能天天喝到绍兴酒。
还有一件事，也是爸爸开动脑筋对付造反派的策略。爸爸的假牙原本有一颗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掉了。他在隔离期间有一次对造反派说：
“我刚才跌了一跤，把牙齿也跌落了。”
“能吃东西吗?”看来是遇到了一个有良心的造反派，居然关心爸爸吃东西。
“不方便了啊……”爸爸趁机说。
就这样，爸爸居然赢得了一次回去补牙的机会。
就在这一次，我和弟弟奉命去美术学校接爸爸。我们搀扶着爸爸，高高兴兴地穿过马路，来到电影制片厂门口42路起点站。正好有一辆空车停着。我们连忙上车，巴不得车马上开，早早离开这是非之地。可是偏偏乘客还少，开车时间还没到。我好像有什么预感，眼睛望着对面的美术学校，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一秒钟一秒钟地过去。忽然，学校里跑出一个人来。不是冲着我们来的吧?!我心里怦怦乱跳。弟弟竟也注意到了。如果他们要叫爸爸回去，怎么办呢!
那人竟直奔42路，而且走上车来了。我连忙站起来笑脸相迎。
“丰子恺!你不能回去!你今天的检查还没交呢。”
弟弟是个烈性子人。脸色已经变得很不好看。我连忙站过去，遮住他一点，对那人说：
“爸爸今天很不舒服，大概是不消化吧———”我话音未落，爸爸马上结结巴巴地说：
“我回去写，来的时候补交。……我一定好好写，写长一点，深深地挖挖自己的思想根源……”
“是啊，是啊!我们会监督他写……”我说尽了好话。
幸好在这时，大概开车的时间快到了，司机上来了。那造反派犹豫了一下。在这时要说服我们，由他一人搀扶七旬老人下车，恐怕司机会等不及。司机是工人阶级啊，他才不买造反派的账呢。再说，那造反派可能只是专门管收检讨之类的，而不是那种哼哼呵呵的头头，所以他妥协了，自己赶快走下车去。
车开了!这真是一辆救护车啊!如果车不在这节骨眼上开，如果那造反派是个狼心狗肺，定要把爸爸拖下车，今天的事就不堪设想了!
不是为了爸爸不能回去和家人团圆，而是弟弟一定会和那人大吵一场甚至打起来。一个“黑八类”的儿子和造反派干起来，会有什么好结果!
弟弟是一个十分真诚的人，所以他很不适宜与造反派周旋。记得有一次为了我劝他在政治上心里一套表面一套，他与我争论得很激烈，终于吵翻了。他怒气冲冲地走掉，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跟我说话。是啊!我们是在爸爸的教育下长大的。爸爸教我们做人要真诚。他歌颂儿童的天真烂漫，讨厌大人的虚伪。可是在这暗无天日的日子里，这种做人的办法行得通吗芽选
虽然那一次逃过了劫难，得以回家团团圆圆地过上几天，但爸爸还是得回去继续接受“隔离审查”。而且有一次在受批斗时被剪掉了一部分胡须。爸爸回家来还是以平常心对待这件事。他甚至诙谐地说：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过几天就会长出来的。”
在1947年出版的《又生画集》的自序中，爸爸说想不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还能出版画册，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叫当时才九岁的新枚以这两句诗为题，画了一幅画充作扉页。想不到二十年后爸爸又遇到了更厉害的“野火”，可是这一回他终于没能等到春风的来临!
一对可怜的青梅竹马
新枚和他的表妹沈纶(又名佩红)是一对青梅竹马。沈纶是我妈妈的亲妹妹的女儿。他们俩长大了分开很久后，终于结成夫妇。
那是在1967年，爸爸正到处挨斗的时期。他们结婚证明上的日子是1967年12月19日，但举行婚礼是在11月的某一天。什么“婚礼”啊!除了自己人一起在家里吃一顿饭以外，什么都没有。哪像现在，越来越铺张，花样越来越透。事后我要他们夫妇回忆结婚的日子，新枚说不记得了(其实是他不愿谈以往不快的事)，沈纶给了我两个日子：27号或29号。
我们家乡往往用“小”字称呼幼小或年轻的人。但惯于把这个“小”字读成“Ao”的去声。沈纶小时候，人家叫她“小毛头”，也就是“Ao毛头”，长大后，就称她“Ao毛”。毛与猫同音，所以我们常戏称她和恩狗(新枚)是一只狗一只猫。而这个“Ao”，写成文字时很为难。爸爸在给沈纶的信里，本来写成“咬毛”(我们家乡话这个“咬”字就念成“Ao”)。“文革”以后不行了，这样写要被批斗甚至上纲上线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于是爸爸就改用“咬猫”、“好猫”或“好毛”。
1978年末，我曾给好猫去信，要求她回忆当时结婚的情况。如今我写这段话时，这对可怜的狗猫都已长眠地下了，所以我已无法再问他们本人，只得把好猫两次回信中有关的情况摘抄下来。1979年1月9日她的复信如下：
一吟姐：由枚转来的信收到。我回忆了好久也回忆不出个详细情景来，但多少有些记忆。
我们结婚是在67年11月29日(也许27日)……那天又是阴雨天，反正按外国人的说法是个不吉利的日子，即都是单数，又是风雨交加。那天确是正好父亲又挨批斗的一天，去哪里批斗我也记不清。反正我清清楚楚记得我们轮流在窗口急盼父亲归来的情景。枚又下楼去弄堂口等多次。最后还是由枚等到了父亲后搀着上楼的。那好像已经靠近傍晚了。父亲正像你说的每次开完批斗会后回家来从不谈批斗的情况。那天也一样，而且他不但自己丝毫无不高兴的样子，还让我们也要高兴些，说：“今天是你们的好日脚，勿要为我的事扫了你们的兴，我自己都不在乎，你们更犯不着不开心了。”过后又让我们快点去重南吃喜酒(吟按：指重庆南路好猫的母家)。婆婆宝姐去重南是肯定的，你去不去我忘了。也许你也留下来和英娥一起陪父亲的。吃过饭后分几批回陕南，都去看了看三楼的新房。父也亲自上三楼来为我们祝贺。还亲自为我们在新房中点燃了一支红蜡烛。我清楚记得父亲为我们的新婚写过一首诗。我找了好久，终于找出来了：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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