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先生似乎永远戴着牌子。一次，我乘26路电车，恰逢他从陕西路站上车，胸前赫然戴着“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的标志牌，车上许多人围着他起哄，有人高喊打倒他。丰先生并不在意，自管自紧拽车顶扶杆，纹丝不动，眼睛定定地眺望窗外，人站得笔直，像块厚实的木板。我想他也许真的四大皆空了。
林彪“一号通令”下达后，我和丰先生一起被赶到乡下。看守的“小将”常常逼迫我们用漫画的形式，来进行自我批判。这也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丰先生也画了。一次，他把自己画成一个叼着烟卷沉思的老头，嘴里喷出的烟雾，一圈又一圈，冉冉上升，在头上盘旋成一堆高帽子。众“小将”把这幅画大批一通。说是丰先生这种时候有条件抽烟，可见革命尚未触及灵魂。以后，他画一张，被批一顿，并收入“黑画册”。现在想来，那些画真是绝品，凝聚着历史思考、时代特征和中国人的精神意识。想起解放初期，他批评一幅一个人拉着大大小小一群羊朝前走的画(吟按：这是爸爸批评自己的画)，说这幅画缺乏生活，其实只要拉一只头羊，别的羊就会跟着走。几位“左派人士”当即拍案而起，反驳他是在暗示“不要党的领导”。丰先生当时一声不吭，脸色煞白，拂袖而去。……可见丰先生挨批是有历史的。多少年来，我们社会真的、美的、善的东西总不对一些人胃口，而丑恶的、虚假的、教条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却又备受许多人青睐。很早的时候，十年动乱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
好不容易捱到六九年，我被“解放”了。一位朋友来告诉我，有人想落实丰子恺的政策(吟按：意思就是想“解放”他)，张春桥恶毒地批复道：“巴(巴金)、丰、周(周信芳)三人不杀他们就算落实政策了。”我听了不寒而栗。
对于别人“解放”，丰先生仿佛很淡泊，但他确实也想尽早“解放”。自由对他来说就像生命一样的珍贵。早上，我常到博物馆对面的弄堂摊头上吃大饼油条、豆浆。一次我发现丰先生也正吃得津津有味，见我来了，便指指旁边的板凳，示意我靠着他坐。他低声问我说：“你看我什么时候也能‘解放’?”我没回答。如果我说真话，实在于心不忍;说假话，去哄骗一位如此忠厚的长者，实在于心不安。见我语塞，他摇摇头，笑笑说：“吃，吃吧。”吃完了，我说：“忍让是中国人的美德，先别急，养好身体，总有一天会‘解放’的。”他自言自语道：“大概我等不到了。”
“他的心并不冷漠，尽管现实这样无情。他仍旧酷爱生活。一天我走过他在“长乐村”的寓所，远远地见丰先生正回家，她夫人领着孙子站在门口。丰先生步履踉跄，匆匆上前，紧紧搂着孩子，连连亲吻。
后来他“解放”了，但不多时，他又被人拖到画院去斗，像一头牛，任人牵来牵去，脸都发黑了。不久，被送进了医院。再后来，他死了。
俞云阶先生回忆到这里，到书桌前取出一幅字轴来，说这是我爸爸逝世前送给他的一幅字，写的是鲁迅先生的诗。他说他很珍爱，无论如何要保留着，时常看看，说是见到了它，就像又见到了丰先生。
俞云阶先生最后又对方坚先生说了一句似问非问的话：“这首诗为什么像是专门为我们这些人写的呢?”
这句话问得好!这首诗真像是写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情。请看诗的内容：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爸爸在这种时候写这首诗给俞先生，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一是因为这首诗所描写的情况，和他们当时的情况非常相似;二是在那个非常时期，文艺界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打倒，只有鲁迅大旗不倒。哪怕造反派在这首诗里看出了爸爸对现状的反感，谁又敢对着鲁迅的作品说一个“不”字呢!
“隔离审查”
1967年的仲夏，那时画院分“红旗派”和“斩阎王”两派。“斩阎王”要斗丰子恺，“红旗派”就把他藏到漕溪北路当时的美术学校(就是学生曾来抄过我们家的那个学校)里关起来，美其名曰“隔离审查”。有时还把他临时转移到对面的电影制片厂去。爸爸犹如他们的猎物，只得任其摆布。
画院的邵洛羊先生也被关在同一间房里。爸爸去世后，我也访问了邵先生，知道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在1979年6月28日爸爸的冤案得到所谓“平反”，骨灰被安放到龙华革命公墓后的7月11日和12日，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连载了邵洛阳先生的一篇长文《挑灯风雨夜，往事从头说》。邵先生在该文中介绍了老院长丰子恺的生平后，提到了他们两人关在一起的情况。今抄录如下：
一九六七年的仲夏，上海布满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恶风，丰老和我都被“隔离”，可还有点自由，可到饭堂吃饭，可至井边汲水，两人“牛棚”一间，短榻两具。丰老有一瓶药酒，晚上尚可浅酌。他把自己摘录的鲁迅语录一本给我看。他几乎每天被揪出去批斗。他心胸宽荡，从不在意。夜阑人静，虽蜗居斗室，却谈得海阔天空，也不免谈到宗教，谈佛教中的大乘和小乘，佛教的南北宗(顿语与渐语)，慢慢转到丰老的宗教信仰。我说，日本的谷崎说你是现代的陶渊明、王维，看来颇有些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吧?丰老笑着说：“我可没有这样雅，我在二十年前说过，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尖利的老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这两种人常在我心中交战。弘一法师一生由翩翩公子一变为留学生，再变为教师，三变为道人，四变为和尚，每一变都认真。他的遗训“认真”两字永远使我铭记心头。
后来爸爸又和他谈宗教信仰。爸爸说：
“无常之恸是宗教信念的出发点，一切慷慨的、忍苦的、慈悲的、舍身的宗教的行为，皆建筑在这点上。古诗中的‘伤彼蕙兰花，含笑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扫。”都是借花喻惜人生之无常。诗人对这点最为敏感，而醉心名利的人，是给荣誉和黄金蒙住眼睛的，毫无认识自身的能力与余暇。其实‘人生无常’，原是个平凡的道理。但世间‘相逢不知老’的人太多，因此这话成了空言。”
爸爸和他又谈到吃素和戒杀，爸爸对邵先生说：
“我是父亲的遗习，除幼年吃过火腿外，平生不知肉味，吃了鲜肉要呕吐。现在偶尔吃点鱼和蛋，基本上吃素食。我戒过酒，现在晚餐时喝一点黄酒，对睡觉有好处。‘戒杀’———他沉吟了一下———是为了‘护生’，内骨子是‘护心’，去掉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乃是护生的主要目的。残杀动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理，扩大了就会移用于同类的人。故护生戒杀实在是为了人生，不是为动植物。对‘护生戒杀’切勿拘泥字面，一拘泥连水也不能喝了，一滴水中有多多少少微生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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