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台发言的是贫下中农代表、解放军、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美术学校“红联”的红卫兵小将、上海中国画院“红旗”战士，以及美术口的革命派代表。一次像模像样的大会，组织工作一定费了不少时间。
《打丰战报》上刊出的爸爸的画有《一时之雄》(画面是抗日战争时期画太阳下持日本国旗的雪人)、《炮弹作花瓶，万世乐太平》、《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船里看春景，春景像画图……》、《只是青云浮水上，教人错认作山看》、《互割互啖图》，以及我们担心了很久的那幅《月子弯弯照九州》。
《只是青云》这幅画，造反派说他是“把水上浮云比拟新中国的铁打江山”。其实这幅画初次发表于1942年，正当抗日后期，意指日本侵略者犹如浮云。1963年重画后又在香港《新晚报》上发表。那是沈柔坚先生介绍，要爸爸为该报每周作漫画两幅，对台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爸爸平生所作漫画，光是我们能收集到的，就有四千多幅。画得多了，难免有瑕疵，但怎么可以反过来说他把浮云比作新中国呢!
《船里看春景》一画，那所村屋的门楣上写着“人民公社好”五字。为了美化风景，爸爸把岸边的桃花在水里画了个倒影。题字为“船里看春景，春景像画图。临水种桃花，一株当两株”。竟被批判为“丰子恺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人民公社似船里看春景，此景不过是‘三月桃花一时红，风吹雨打一场空’，诬蔑人民公社即将消逝。”
《打丰战报》上说，这次批判会得到《文汇报》、《解放日报》等等的热烈支持，还收到上海轻工业学校、南京军区卫生学校、空军政治干部学校的各造反兵团的贺电。会后还放映了丰子恺漫画幻灯片。
对爸爸漫画的吹毛求疵、颠倒是非、恶毒中伤的批判，不胜枚举。这里还想介绍两则可笑的批判。
爸爸喜欢苏曼殊的诗《过蒲田》：“柳荫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浪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取其末句作画。画一村姑正在山坡上扫红叶，树上落下几片红叶来。这幅画画过好几次。每一幅红叶落下来的片数都不一样。造反派们掌握的恰好是落下三片红叶。于是便指责作者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落地。(“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还有一组画的批判，让人哭笑不得。那是爸爸应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要求为一册幼儿读物画插图。文字是出版社提供的，内容为正确与错误相对照，让幼儿辨别哪一页对哪一页错。例如正确的一页上画“东方出了个红太阳，爸爸抱我去买糖”;错误的一页上画“西方出了个绿太阳，我抱爸爸去买糖”。他们单取错误的一页来批判。“西方出了个绿太阳”，那还了得!岂不是和“红太阳毛主席”唱反调吗?其实1957年出版这册书时还没有把毛主席比作红太阳呢!
这幅画的批判出现在一次“毒草”批判的展览会上。看见的人很多。人们不知就里，以为丰子恺的这条罪状太明显了。爸爸的漫画“西方出了个绿太阳”直到如今还有人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还想起一件事。我在出版社校读电台教日文的教科书时，有人告诉我：后面那只词汇表的排列要注意，不可把“万岁”和“熊猫”排在贴邻。因为“万岁”两字应该是毛主席专用的，放在熊猫隔壁，变成“熊猫万岁”了。而在这本教科书的词汇表里，偏偏这两个词应该是贴邻。于是只得颠倒一下次序。更有甚者，还有造反派要把薄薄的书页竖起来看反面是什么词，正反面两个词搭配起来不可有“犯上”的意义。现在想起来真是笑话!
枕边雪和半盆水
1969年10月29日宣布：11月3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要疏散到奉贤县柘林镇。我们上海编译所当时已是该社属下，这批原来不坐班只拿车马费的人也必须跟着他们走。10月31日放假一天，让大家作准备。
爸爸那时已到郊区港口曹行公社民建大队参加“三秋”劳动。(这已是他“三夏”劳动后第二次下乡了。)“一号通令”下达，他们当然就不回上海了。妈妈心急如焚。我决定就利用休息这一天去看爸爸，给他送寒衣去。
朔风凛冽的早晨，我带着不满五岁的女儿，在徐家汇搭56路到港口换乘龙吴路到曹家港，然后打听爸爸所在生产队的方向。好容易找到那生产队，又说他在棉花地里摘棉花。我东寻西找，到了将近晌午时，来到一块棉花地边，望见前方有一个老农正在摘花。白发苍苍，老态龙钟，动作迟缓。我放下背上的孩子，想问个讯：
“喂，请问……”
那老人抬起头来，呀，这不就是爸爸吗芽选可我几乎认不出来了：脸色憔悴，神态萎靡，眼泪汪汪，胸前腹部挂着一只褴褛的棉花袋。
“爸爸，我来看你了!”我说了一句，不觉鼻子里一阵酸，勉强抑制着自己。
爸爸用手擦了擦他那迎风流泪的双眼。
“咦，一吟，你来做什么呀?”
他说这话时，除了惊讶，似乎还有不想让我看到他这副可怜相的语气。
“天冷了，我给你送寒衣来。”
爸爸用双手把棉花枝条往左右拨开，磕磕绊绊地走近我。当他发现早先被棉花枝挡住的孩子时，脸上突然掠过一个复杂的表情：从惊讶到高兴，又从高兴转为悲哀。他没想到意外地看到他喜欢的孩子，却又不愿让孩子看到他的狼狈相。
“囡囡，你怎么也来了啊!”
“来看公公。公公，你躲在那里做什么?怎么不回家呀?我想公公。”
我怕孩子的话伤了爸爸的心，赶快接过话头，把这次下乡的情由一五一十讲给爸爸听了。
我们边说边在田头坐下来。我关心爸爸在乡下的饮食起居，问这问那。但他照例不肯多说。他总是说“很好很好”，叫我们不必为他担心。
“别人过得惯的，我也过得惯。我们抗战时期逃难的日子也过来了，现在就当它逃难嘛!”爸爸总是讲些安慰人的话，好让我放心。
一声哨子，表示要收工回去吃午饭了。人们从四面八方的庄稼地里集合拢来。“牛鬼蛇神”排成纵队，在押队人的叱咤声中往一座院落迤逦走去。我背起女儿在一旁跟着。路相当远，走得很快，老人们都气喘吁吁。走到那充当食堂的院子里时，我看见爸爸脸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了。在紧张拘束的气氛中，爸爸用饭菜票多买了两份粗劣的饭菜招待我们，就催我们上路回去。我要求到他宿处看看，他犹豫了一下，同意了，便带我们走出院子，绕过河浜，来到一所低矮的农舍前。一进门就是地铺，潮湿的泥地上铺着些稻草，并排着一副副被褥蚊帐，爸爸就宿在这里。屋子显然透风，到了雨雪交加的季节，这日子怎么过啊!
1970年6月(约16日)，爸爸给石家庄的恩狗写信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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