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画院的人都下乡“三夏”了。那八十八岁的朱姓的(吟按：指朱屺瞻先生，应为七十八岁)也去，我很同情他。去冬他被上(因屋漏)落了许多雪，我睡的地方好，枕边略有些雪。
“枕边有雪”这件事，我直到为爸爸编文集向弟弟要来爸爸给他的信时，看了才知道。爸爸是一直瞒着我们的。
那一天，我看了爸爸的住处后，他就催我们回家。经过门口的河浜时，我问了一下，才知这就是他们洗脸的地方。天寒地冻的时候，老人家怎么下河打水呢?
爸爸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立刻打趣地说：
“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浜的洗脸水，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快带着囡囡回去吧，不要为我担心，这里还是有不少好人照顾我的。”
虽说“取之无禁”，其实后来我从程十发先生那里了解到，爸爸每天只从河浜里打半盆水，这半盆水就用一天了。如今看着白花花的自来水“用之不竭”，我常常想起爸爸一天用半盆水的事。
那一回，我怀着忐忑不安的郁悒心情离开了爸爸。我深知爸爸有很多事瞒着我。事隔多年后，我才从他的“难友”们那儿了解到了不少情况。
在港口时，常有半夜“急行军”，一声哨子，就得起床，跟着他们年轻人摸黑走田径。爸爸对付这一招的办法就是和衣而卧。不仅和衣，连鞋也不脱。所以集合时他总是比别人早到。后来回到家里，他也常常和衣而卧，就是那时养成的习惯。
据程亚君先生说，有一次半夜“拉练”，他们把“走资派”程亚君和“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当敌人，一起押走。走了不少路，又是拖，又是推，一路吆喝，爸爸受了不少苦。程亚君先生说，还有一晚，造反派轮流批斗爸爸。爸爸一直低头站着，到后半夜站不动了，他们还是批，一直批了个通宵。他们叫爸爸承认是“反革命”、“反共老手”，是这样，是那样，他什么都承认。
1993年11月23日，张充仁先生曾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题为《“牛棚”衷肠》。谈的都是他和我爸爸的事，很有价值。全文抄录如下：
1969年夏，我随文艺界大队人马集中到一个市郊农村，任务是边劳动边继续改造。一日，我与丰子恺先生凑在一起，旁无他人，不禁心照而宣，斗胆诉起各自的命运来。我向来敬重丰老，特向他吐露：我有个问题至今不明白，非常苦恼。他们(指“革命派”)说我至今还没有站过来，顽固不化，我却觉得已经非常努力了，毛主席的书读得非常认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读了十七遍，连军宣队、工宣队领导的讲话也背得出来，怎么还没有站过来呀?丰老笑了，他略思一下，反问我：“要说站过来，那你首先想一想有没有‘站过去’?如果没有‘站过去’，那么谈何‘站过来’?”我先是一愣，继而茅塞顿开。我回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真心拥护共产党、社会主义，在毛主席《讲话》的指导下，努力用自己的作品反映时代精神，我的许多作品都是有目共睹的，何必在这个问题上自寻苦恼呢?顿觉坦然起来。我为丰老如此深刻的幽默折服，连声称“有道理有道理!”
可是，定期写“思想汇报”，搜肠刮肚几年下来，实在刮不出新东西来了，还要永无止境下去，这难题无法做了。我又讨教丰老。丰老叹道：“就是炒冷饭么!”
我说“原来写的东西早无实质材料了，都是用语录和报纸文章凑的，这无材料等于炒冷饭，何以可炒?”丰老问我：“你是否读过八股文?”我说没有，并告诉他，我生于光绪卅四年，辛亥革命我只有四岁，科举已废，我是从“人手足刀尺”开始识字，往后读历代古文，就是明清的八股文也从未读过。但我听说从前写起八股文来，题目只一个字，文章就可写得洋洋大观，不能自己，故请教丰老凭空拉长文章的技法在哪里?丰老笑曰：“听我念来。‘赳赳之武夫，武夫之赳赳，夫武夫而赳赳，诚赳赳之武夫矣!’还有，‘宇宙乃天地之乾坤，久矣千百年而一日……’(吟按：1984年我遇到张充仁先生时他说的话里，代替这省略号的是：这句话，宇宙即乾坤，乾坤即天地;千百年而一日也是久矣的意思。)没有实质内容，翻来覆去不说明任何问题。”我听之不禁抚掌大笑，丰老居然如此古为今用，讽刺当代的新八股，一针见血，真不愧是大学文家!戏言过后，却隐隐涌起一丝悲哀：“五四”运动已五十年，我们还得拾起八股来过日子!
丰老接着沉吟道：“日子(指运动)拖得太长了，大家吃不消的。像我这样，只有争取退休，今后还‘放毒’吗?不放了。”我听之难过，想到自己的大批水彩画、油画付之一炬，雕塑作品被砸碎，我也想过今后再也不搞艺术了。眼前这位追求毕生并已经获得很高成就的艺术大师，最后被迫把自己的艺术生命一笔勾销，这是多么难以置信的事!果然，从那时之后，未见他发表过一个字，一幅画!
丰老未等到艺术的春天复苏就离世而去了。而我，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恢复了艺术青春，抚今追昔，感慨万端!
也是张充仁先生告诉我，说在乡下时，他曾和我爸爸一起在冰冷的河水里洗菠菜。
爸爸对张充仁先生说话这样大胆，就意味着他对“难友”们是绝对信任的。“难友”们也都很信任他。难得有一回，他对某人说了些什么，那人在“思想汇报”里提了一笔，其实多半是微不足道的事，在唯恐天下不乱的造反派看来都是大事。于是爸爸被造反派田头批斗。
据朱屺瞻先生回忆，他和我爸爸在乡下是一对老人，年龄比其他人都大。没事的时候，两人就一起晒太阳取暖。(在画院时两人也曾一起坐在花园内树根上聊天。)乡下到入冬时还有蚊子。睡在地上就更多。朱老先生的蚊帐里常有蚊子钻进来扰他睡觉，爸爸就把木夹子借给他用。
在乡下的苦难日子，原以为没有尽头。岂料这一年的12月19日，文化广场一场火灾，使爸爸和他的难友们因祸得福，都从乡下回到了上海。文化广场的管理与上海中国画院属同一系统，广场失火，需要画院等单位在乡下的军宣队、工宣队上来处理善后事宜。所以大家都跟了上来。
人们都忙于处理火灾的事，爸爸则患了重感冒，正好在家里休息。没料到这重感冒终于转为一场大病，差点夺去了爸爸的生命。
“未须寂寞养残生”
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我们新闻出版系统在奉贤柘林镇附近的杭州湾边，建立了一个“五七干校”。1969年11月3日我们为了疏散而下乡时，那“干校”尚未完工。我们就暂时被安置在柘林镇上一所小学里。自然也是在地上铺稻草。每天帮农民做些活，干完了活开开会。我倒喜欢这种生活，这比天天在上海开会舒服多了。主要是有实事干，乡下空气新鲜。每月回家三天。只是十分思念家中老小和港口棉花地里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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