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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爸爸丰子恺_丰一吟【完结】(64)

  想把女儿接下乡来,向工宣队汇报了,竟然得到他们批准。我欣喜若狂,马上到镇上买了一只小竹凳,让她来了好坐。哪里知道有一个女同事得知此事后,向工宣队提出抗议:丰一吟可以带孩子下来,我们也可以带,大家都可以带,那我们这支队伍还成什么样!那个女同事是“革命”群众,而且是党员干部,比我这个一般的群众过硬得多。我母女团圆的愿望就这样破灭了。我偷偷地哭了一场。幸而家中有英娥阿姨带她睡,接送幼儿园,还不致给妈妈带来累赘。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月29日,是我们回家的日子。我刚跨上大卡车,忽然从镇上奔来一个人,嘴里喊着:“有没有一个叫丰一吟的,家里来长途电话,快去接!”我心惊肉跳地跑去,一路设想着种种坏消息:莫非爸爸出事了?莫非妈妈病了?莫非孩子……

  “喂!一吟姐,”是好猫的声音,她们夫妇正在上海探亲。“英娥阿姨中风了,送医院没救活,已经去世。家中乱成一团,你快请假回来!”

  “噢噢,我们今天正好是回家的日子。我本来就已上车,车子等着我呢。我马上回来!”我一边说,一边已禁不住掉下泪水来,使刚才叫电话的人在一旁吃惊,关心地问我。我说了实情,她似乎替我松了一口气。她哪里知道英娥阿姨虽然在我家做保姆,却和自家人一样。她是1953年还没搬到日月楼时来我家的。她和我们同甘共苦,已有17年了!她一直有高血压。平时我们总让她好好地睡个午觉,虽然年已60,身体还很硬朗呀。我一个个都想到了,怎么就没想到她出了事!卡车一路开去,我的泪水禁不住一直在淌。大家安慰我。同事萧荀说,她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我们,说是做得还不错的。

  回到家里,仍然泪水难禁。但有三件事必须马上解决。一是英娥阿姨的后事,二是孩子今后由谁带,三是家务事找谁来做。恩狗说由他去联系殡葬的事。好猫说宝姐已经来电,要我把女儿交给她家。至于家务事,看来就得去找好朋友萧荀了。

  三件事都落实了。殡葬定在2月1日,租了半个大厅。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葬礼,英娥阿姨没有后代,但弟妹们和家属都来了。

  萧荀介绍的人很快就到,叫阿英妈妈。家务事做得不错,只是有点厉害。后来我曾看见,她儿子前来探望她时,她一不称心,就打儿子一个耳光。爸爸每天要喝绍兴酒,妈妈有一回吩咐阿英妈妈去买酒时说得啰嗦了些,她回答说:“你们资产阶级挑东挑西的,不如自己去开一家店吧!”妈妈是个软弱的人,只是任她去说。我当时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好比离了婚,总惦念着前夫这样好那样好。我们确实很怀念英娥阿姨。直到现在,我还和她的孙女钱珏保持着联系。

  不是说英娥阿姨没缺点。她也很凶,但只是一只“纸老虎”。我堂姐丰蓉赓那篇《忆子恺叔二三事》中是这样描写英娥阿姨的:

  记得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母亲每年秋天要去上海住上几个月,其间也必去恺叔家住上几个月(吟按:英娥阿姨就是这位三大妈介绍的),为的是去帮婶妈(吟按:我的妈妈徐力民)翻丝绵。母亲回来常说:“英娥性子真躁,你婶妈去买菜回

  来,她常要大声挑剔:什么黄鱼太小,而且烂的。肉呢!骨头太重,买得不好,还得让她(自己)去重买。可是他们谁也不计较她的态度,恺叔则常称赞英娥菜烧得好吃,吃饭时必几次三番叫她一起吃。”英娥在恺叔家将近二十年,分享了他们家庭的欢乐,也分担了他们家庭的忧患,她早已忘了自己是姓“何”的。

  其实妈妈自己去买菜,也只是一种习惯,决不像有些人那样是怕保姆在菜金上做文章。她深知英娥的忠诚。

  恩狗与好猫是难得一起来上海探亲的。况且爸爸因文化广场的失火而提早回上海了,正好我也在。一家人好容易团圆在一起,所以决定在办完英娥阿姨的丧事后,2月2日全家出游,到城隍庙的市场上和豫园去玩一天,中午在那里吃顿素菜。哪里想到,坏事一桩接着一桩来。2月2日早晨爸爸起来小便,忽然跌倒在床前。

  爸爸在1970年6月4日写给恩狗的信里说:

  我回想过去,颇觉奇怪。二月二日早晨,我病明明是全身抽筋,是神经痛发作。为什么你和阿姐、好猫会带我去看肺病,而且果然验出严重的肺病来。秋姐(吟按:我姨妈的长女,当时是厂医)很难得来,当天晚上会来苦劝我住院。凡此种种,好像都有鬼神指使的。可谓奇迹。

  赖有上述奇迹,使我摆脱了奔走上班之劳。假定不病,即使解放了,到现在还要奔走(贺天健是其例)。到七月十六止,我已病半年,半年即为“常病假”,永不再上班了。近日,猜想画院的人也下乡“三夏”了,我倘不病,也要参加。

  爸爸信中庆幸自己生病。他虽然与“病魔”打上了交道,却从此可以摆脱“人魔”的纠缠和折磨。岂知这一回“塞翁得马,安知非祸”!只因一请假便是三个月,爸爸一心与“人魔”诀别,竟忽视了病魔的侵袭。他只要宝姐去医院代诊,取到了续假证明,便满足地说:“又可太平三个月了!”自己就不再去透视复查。比肺结核更加可恶的病魔———肺癌———后来便开始向他进攻。不过,这是后话。

  那天全靠秋姐的帮助,爸爸住进了淮海医院,住在“六二六病房”第12号床。直到3月28日才得出院。妈妈有青光眼病,去医院服侍爸爸,取自来水是要用脚踩的,她怎么也看不见下方那踏脚板在哪儿。

  “一吟,你请得出假吗?我的眼睛这样,怎么能服侍你爸爸!”

  那时,柘林的队伍即将转入“五七干校”。但我总算请准了假,他们同意我留在上海服侍爸爸以后直接去干校。

  爸爸进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外面街头的大字报上屡屡提到爸爸的名字,甚至还有批判他的专栏,画着他丑化了的形象。如果医生也是个激进的造反派,那就麻烦了。不过我听秋姐说,爸爸进医院时收下他的那位内科主任张医生是不错的。在那种场合她竟果断地收进了一个全市重点批斗对象!

  有一回,正逢张医生值班。她急匆匆地来爸爸床前换了补液的药水后又急匆匆地离去,我连忙跟着她走,一路问她:

  “医生,12床的病人不会有危险吧?”

  “怎么不会!他血压那么低,很危险!”她头也不回,但果断地回答了我的问话。

  我回到12号床边,望着昏迷的爸爸,泪水难禁。医生诊断爸爸患的是“中毒性肺炎”。

  天可怜见,爸爸这一回总算活了下来。全家暗自庆幸。爸爸的病情稳定后,3月4日我不得不回到乡下,进了干校。爸爸的事就由妈妈和阿英妈妈凑合着照顾。好在还有姐姐哥哥他们一下班就到医院探望。

  爸爸一有精神,便在床上低吟古诗词,有时低得让外人听不见。有一次,他竟吟出一首自己作的诗来:

  病中口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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