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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爸爸丰子恺_丰一吟【完结】(66)

  葱(ねぎ)蒜(ひる)韭(にら)鎌切(かまきり意为螳螂)呕吐(えずく)

  ……

  又有一处,爸爸告诉新枚“大蒜”的另一种读法:蒜(ひる)=大蒜(にんにく),还有“杏仁”日文念あんにん,与石门白发音同。至于“秋千往生”在日文中就是“缢死”的意思。

  我们这些人白天上班,逢到星期一三五,晚上还有政治学习。回家来问过爸爸的病情后,就匆匆忙忙地做这样做那样,哪里还顾得到爸爸的寂寞。所以当时爸爸能在床上与爱子交流,是唯一的乐趣了。

  “地下活动”

  病好一点,能起床了,爸爸就悄悄地开始工作。其实,他在床上就已开始写诗。他写了三首“调笑转踏”,又写了31首七绝诗,总题目是《红楼杂咏》。他把曹雪芹《红楼梦》里的一个个重要人物都写到,最后一首是写大观园门前的石狮子。

  但能坐起来以后,他就不满足于写诗了。他精神最好是在清晨。那时家里的人都还没起来,没人打搅他。而且他也不想让我们知道,怕我们要替他担忧,会劝阻他。其实我有时也只好眼开眼闭。

  就在1970年下半年,他又开始翻译。译的是他喜爱的日本最早的《竹取物语》和《落洼物语》,1972年又译了《伊势物语》,把日本三个着名的物语都译了出来。

  1971年,爸爸用心良苦,重新提起画笔,从以前画过的题材中选取七十余幅,画了四套,分给他所关爱的四个人:幼子新枚、长孙女南颖、弟子胡治均和我的女儿小明。还写了一篇序言,内容如下:

  敝帚自珍序言

  予少壮时,喜为讽刺漫画,写目睹之现状,揭人间之丑相。然亦作古诗新画,以今日之形相,写古诗之情景。今老矣!回思少作,深悔讽刺之徒增口业,而窃喜古诗之美妙天真,可以陶情适性,排遣世虑也。然旧作都已散失。因追忆画题,从新绘制,得七十余帧。虽甚草率,而笔力反胜于昔。因名之曰“敝帚自珍”,交爱我者藏之。今生画缘尽于此矣。辛亥新秋子恺识。(吟按:标点是我所加。)

  “今生画缘尽于此矣”一语,读之令人心酸!爸爸在自己贫病交加、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竟还为他所关爱的几个人着想,为这几个人各留下一套他的绝笔。序言中说“交爱我者藏之”,恩狗和胡先生确实是关爱他的人;而我的女儿那时还只有六岁,是外公喜欢她,她对外公能有几许关爱呀!但当爸爸把这套画交给我而我表示不好意思接受时,他信心十足地说:

  “拿着吧,以后会有用的。”

  是的,以后这套画成了珍宝。我和女儿每想起这件事,都从心底里感激如此关爱我们的爸爸、外公。

  爸爸还不止做这些事。他从1971年开始写《缘缘堂续笔》共33篇,1972年完成,1973年定稿。

  说起这件事,还得讲讲来龙去脉。爸爸在浩劫前,每当饮酒时,常把他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往事讲给我听。讲得很生动。我常对爸爸说:

  “你把这些往事写成随笔,让读者共享吧!”

  “是的,是值得写下来。”爸爸说。

  后来他甚至已把书名也拟好,叫《往事琐记》。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动笔。到1971年,他在昏暗的灯光下开始动笔了。不过,书名改成了《续缘缘堂随笔》,最后定名为《缘缘堂续笔》。爸爸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把《缘缘堂随笔》、《再笔》、《新笔》直到《续笔》这一套作品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浙江省桐乡市“丰子恺研究会”会长叶瑜荪在2005年的“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一篇题为《略谈“缘缘堂续笔”在丰子恺散文中的地位》,对《续笔》的评价甚高,把它称为丰子恺散文“皇冠”上的“明珠”。瑜荪认为:“他能‘身披忍辱甲,手提智慧剑’去看透这群魔乱舞的世道,真是进入了宠辱不惊的心态”。又说他:“得太史公、蒲留仙笔法之精髓,他将夹叙夹议的手法运用得如身使臂,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议理的严密透彻,韵味的深长隽永,文风的平易自然,都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作家林斤澜在重读了我爸爸的散文后,于2004年4月重访缘缘堂时,特别称颂《续笔》中《塘栖》一文。据张振刚先生当年6月28日在《嘉兴日报·桐乡版》上所写的《他满不在乎———听林斤澜谈散文》一文中引用林斤澜先生的话说:

  上个世纪前五十年,中国的散文除了周作人,应当是丰子恺。鲁迅的散文当然好,但他的成就应算在小说上。茅盾也是。不过,丰子恺要没有晚年写的《缘缘堂续笔》三十余篇,那他在散文上的成就也许就排不上第二。他写的《塘栖》好似没有结构,漫不经心,实则精心构思,匠心独运。历来文章讲究虚实;丰子恺的可贵处是,实者虚写,虚者实写,将实来作铺垫,在虚处铺陈,使文章进入哲学的深度。比如他写到著名的塘栖枇杷,说在船里吃枇杷是一件快适的事。吃枇杷要剥皮,要出核,把手弄脏,把桌子弄脏。吃好之后必须收拾桌子,洗手,实在麻烦。船里吃枇杷就没有这种麻烦。靠在船窗口吃,皮和核都丢在河里,吃好之后在河里洗手。又写坐船逢天雨,在别处是不快的,在塘栖却别有趣味,因为岸上“淋不着”,绝不妨碍你上岸,有一种诗趣。因而使人联想起古人歌颂江南的佳句:“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称江南佳丽地,塘栖是代表。说他谢绝二十世纪的文明产物火车,不惜工本地坐客船去杭州,实在并非顽固。

  林斤澜先生说,他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地读《塘栖》,不知读了多少遍,已读得口齿生香。……

  难得这位老作家如此欣赏我父亲在晨曦中昏暗的灯光下写出的这篇文章。

  1971年,爸爸还翻译了由日本汤次了荣加以阐述的《大乘起信论新释》。在“文革”时期译这本书,比起译三个物语来,可谓“背时”。但这也是缘分所在。抄家时,日文书都没有抄走。如果造反派知道这是一本佛教书,一定不会给爸爸留下来。可是他们哪里懂什么“大乘”,或许还以为是一本数学书呢。

  爸爸译毕后,还写了一篇序。全文如下:

  译者小序

  大乘起信论乃学习大乘佛教之启蒙书。古来佛教徒藉此启蒙而归依三宝者甚多。但文理深奥,一般人不易尽解。日本佛学家汤次了荣氏有鉴于此,将此书逐段译为近代文,又详加解说,对读者助益甚多。今将日文书译为中文本,以广流传,亦宏法之一助也。译者搁笔后附记,时一九六六年初夏。

  这短短几行文字末了的“一九六六年初夏”这日期,用心良苦。有一天我起得早了点,看见爸爸似乎在结束那译稿,我就问他:

  “爸爸,你译出这本书来打算怎么样?”“今后有便人时带交广洽法师保存。”

  “唉,你还要让人带出去!新加坡还有谁会在这个时候到中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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