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包好了放着，将来总会有人来的。”
爸爸对“将来”信心十足。
“广洽法师收到了这部译着，很有可能在新加坡出版。这件事让国内知道，你又多了一条罪状。”
我说着，随手拿起一页纸来，就是这篇“译者小序”。最后的日期还没写上。
“一吟，我正要和你商量。我想把日期写早一点。”
我心中暗喜：爸爸的“觉悟”总算提高了。我们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提早5年，写成“1966年初夏”。那时虽已开始“文革”，但爸爸已搁笔，可见是“文革”以前译的。用心良苦啊!在译者的署名上，爸爸也避免用真名而用了“中国无名氏译”。
宏法的事，自有人暗中相助。1973年，从新加坡来了一位叫周颖南的先生，是企业家兼作家。他竟敢大胆地到日月楼来访问，而且替爸爸拍下了他平生唯一的两张彩色照片。有这么好的机会，爸爸连忙把那包封了两年的译稿托他带交广洽法师。两张照片中有一张就是爸爸拿着那包译稿。
译稿带到新加坡，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的用心良苦，法师根本不能领会;中国无名氏译，也被从另一角度来阐释。
首先，法师没有把译文的手迹改为铅字，而是手迹影印。这样一来，熟悉丰体字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谁译的了。他在跋语中干脆点明了译者的名字。跋语大意如下：
马鸣菩萨造大乘起信论，自梁武帝时，真谛及实叉难陀二尊者译成华文，流传东土。各家注疏，极为繁赜。……晚近日本汤次了荣教授，复有大乘起信论新释行世。内容分为和译、字译、要译、详译四段。运用浅显流利之现代语词，使学者易于揣摩领悟。……吾友丰子恺居士于数年前，更由日文译为华文，苦心孤诣，慧思不竭，积月累功，以竟于成。而自署译者为“无名氏”，意乃体佛无我大悲之心、原空四相者也。……今年春适有星洲友人观光故国，赴沪访晤，丰居士遂将其全部译稿托其转赠于余，告之曰：“藉此欲以纪念是年师与我二人合得一百五十岁之世寿矣!”居士长余两岁，精神矫健，如松鹤之清姿，以书画自娱晚景，余展颂译卷，都二百五十七页，字字珍重，句句珠玑……老而弥笃。……遂决定影印，保留译者之手迹，且免校雠舛误之虞。初版印贰千部……余知子恺居士自幼受弘一大师之熏陶最深，高超志行，诚挚度人，不为时空之所限。其选译斯论，以为今后衽席群生共趋真正永久安乐之境界，盖有深远之理想存焉。
缘缘堂制五百格稿纸在每页上都印出。由此计算，《大乘起信论新释》一书，共计128500字。加上《竹取》、《伊势》、《落洼》三物语共202000字。也就是说，爸爸在病中一共译了330500字。
但爸爸还不肯罢休。家中已无外文书可译。1974年1月他竟把夏目漱石的《旅宿》重译了一遍。《旅宿》的日文原名《草枕》。1958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夏目漱石选集(第二卷)》一书中有两篇译文：《哥儿》和《旅宿》。《哥儿》是爸爸的朋友开西(即浙江海宁的世纪老人章克标先生)所译;《旅宿》就是爸爸译的。他太喜欢这篇文章了，所以把它重译了一遍。译毕后，他在译稿第一页右下端写了如下一段话：
夏目漱石旅宿，十余年前译成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今重译一遍，各有短长。此稿交治均保留纪念。一九七五年元旦子恺记(图章)
1979年12月翻译家戈宝权先生访问我家，特地来慰问我母亲。在聊天时，他劝我趁母亲健在时，请她回忆一些父亲的情况。我那时还没有想到要做一个专职的“丰研”工作者，但我还是按戈先生的关照去做了。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确实有点帮助。我也请戈宝权先生有空时写些回忆我爸爸的文章。可他实在太忙了。终于没写成，遗憾!那天我还问起了他关于夏目漱石《草枕》的译本。他回北京后，给我来了一封信，把《草枕》的译本详细排列出来：第一个译本是1929年上海真善美书店出版的崔万秋所译;第二个译本是1930年上海美丽书店出版的郭沫若所译;第三个译本是1942年伪满时期出版的李君猛所译;第四个译本就是1958年爸爸译的。那么，1974年的新译稿该是第五个了。但据戈先生信上说，郭沫若其实从未译过《草枕》，那是投机商利用崔万秋的译本重印而擅自改变译者名为郭沫若的。他说李君猛的译本基本上也是照抄崔万秋译本的。这样看来，自1929年的译本以后，实际上就只有爸爸1958年的译本和1974年1月的新译稿了。
爸爸的“地下工作”成果多么丰富!他真是一个永远闲不住的人!
这段时期，登门拜访爸爸的人也不少。早就认识的故乡的于梦全先生(爸爸幼时的塾师于云芝是他的叔祖)，时时来上海访问，送一些爸爸喜欢吃的豆制品之类。有一回，他送来我祖父丰鐄亲笔书写的自作“竹枝词”扇子一把，爸爸惊讶地观赏，连连赞叹“难得难得”。后来华瞻哥看见也喜欢，便要了去。
还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在上海“沈大成”点心店当厨的卢永高先生，千方百计找到我们家来访问爸爸，以后一直关心我们一家的生活起居。
千呼万唤始出来
1972年12月30日，“审查”结论总算出来了。但并未带给我们预想的喜悦。原因是：它来得太晚太晚了!而且并不理想。审查结论是“不戴反动学术权威帽子，酌情发给生活费。”不戴“帽子”，应该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却为何又像对待反革命分子(敌我矛盾)一样只发给生活费120元，而不恢复原薪220元。生活费虽然比受审查期间的六十元多了(他们算是上门实际调查了生活用费)，但这种莫名其妙的结论让人一头雾水。问了画院的领导，他们也无法解释。我看“文革”搞到这步田地，大概弄僵了。如一切都恢复原样，岂不说明他们搞了爸爸六年半是搞错了芽选这才定下了这么个不三不四难以自圆其说的结论。
爸爸盼望早点“解放”，从1968年年中给新枚的信中，一直盼到1972年年底。他盼了四年半，却盼到这样一个结论!
下面我把爸爸给新枚信中盼“解放”、盼行动自由后好去石家庄与新枚团聚的一些文字引用给读者看。这些可都是爸爸心灵深处的呼声啊：
“我解放已不成问题，唯拖延至今，真不可解。现廿四人中已解放十二(一半)，余十二人，看来不久即解决。我无疑是‘一批二养’。且有补发工资，归还抄去存款之说。故我很乐观。你说退休问题，只要解放，出外即无问题，用请假亦可出外也。前告我‘解放’之人，今见我，摇头皱眉，表示他不料如此拖延也。”(1969·6·22)
“政策拖延，上周解放了三人，我不在内。还有十二人未解放，不知何日轮到我。……秋天到石家庄，已成泡影，明春一定可靠。”(196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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