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根据，就是“兼爱”的学说。根据上文的分析，墨子所说的“兼爱”，是从精神方面、心理状态方面出发来对待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墨子把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正义的呼声——反对侵略战争——安放在一个善良愿望的基础上，造成了理论上致命的弱点。这一点是墨子自己不可能认识到的，反而把“兼爱”当做他和他的学派的积极主张，把“非攻”当作实现他的“兼爱”和“天志”(墨子“天志”的主张，见下文专章论述)的理想的手段，显然头脚倒立了。孟子发现了这个问题，全力攻击“兼爱”学说。孟子为了世袭贵族的利益，也提出了一些反对战争的口号。他也反对“争城”、“争地”的战争，也反对贵族过分地剥削人民。但孟子是因为担心贵族这样搞下去会垮台，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良心上过不去，所以应当不要杀人。这和墨子所主张的为了百姓人民的大利，在基本立场上是不同的。
总之，墨子的“非攻”的主张，是有事实根据的，是墨子学说中的精华部分。但墨子把“非攻”这一正义主张，安放在“兼爱”和“天志”这样的主观愿望的基础上却是错误的。墨子“非攻”的主张，诚然表达了当时人民群众的主观要求，但由于墨子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远说不上从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来认识战争的意义。墨子固然也曾用“攻”和“诛”来划分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但他把正义的标准安放在“天”的意志上，认为只有不敬鬼神的暴君，触犯了“天”的意志，才成了被讨伐的对象。这样，就把战争的正义或非正义的标准归结到不可捉摸的“上帝”或“鬼神”的意志方面去，人类也就不能掌握了。这种不正确的观点是必须加以指出的。
第五章 非乐、非命、节用、节葬
墨子从“国家人民之大利”的立场提出了节用的原则，至于非乐、非命和节葬的主张，实质上是“节用”原则的应用，是防止贵族浪费的具体措施。墨子认为最大的浪费是战争，因此主张“非攻”，宣传“兼爱”。但是当时的王公大人、贵族们给人们增加的痛苦，绝不止侵略战争这一项。战争虽然常常发生，但毕竟有停歇的日子，而贵族压榨劳动者和小生产者却是无止境的，也是百姓所受痛苦的最大原因。
墨子为了减轻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经济负担，为了改善他们的起码的物质生活，一方面要求增加生产，提高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要求贵族限制一下奢侈的生活。这就是墨子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的实际意义。
墨子自己曾说过：
凡入国，必择务(“务”就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喜)音湛湎〔mian免〕 (沉醉在酒中)，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鲁问》)
墨子的主张虽然分为十项，但这十项主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联系的。墨子的基本思想，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什么是“天下之害”呢?就是墨子所说的“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乐上》)，墨子有时还补上一条就是“乱者不得治”。合起来看，那就是要求天下人民都能过饱食暖衣、和平幸福的生活，实现“国家之治，人民之众，刑政之治”(《尚贤上》)。他的十项主张，所说的还是一件事。
墨子主张“非乐”，为什么主张废除音乐艺术的享受呢?墨子说，动人的音乐好听，但不能解决广大人民最迫切的生活问题，听音乐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穿，所以应当反对：
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 (《非乐上》)
墨子指出了王公大人欣赏音乐的害处。为了奏音乐，要一套设备，设备费是要由老百姓负担的。有了设备，没有人演奏还是不行，比如一口大钟如果没有人去敲它，和一只扣着的锅子没有什么两样。而演奏还是要乐人去效力。老弱都不能胜任乐人的工作，必定要年轻力壮的男女才行，男的耽误了种田，女的耽误了纺绩，这又浪费了劳动力。仅仅从演奏音乐这一点来说，已经使生产遭到了损失。但还不止此，演奏者、歌舞者决不能穿粗布短袄，歌舞的人决不能吃粗劣的粮食，否则营养不良，面黄饥瘦，看起来不免寒伧。这些本来可以从事生产的人，现在反而要靠别人来养活他们。所以墨子认为王公大人欣赏音乐歌舞就是“亏夺民衣食之财”。
墨子更进一步分析音乐艺术的享乐对国家政治和生产所带来的损失：王公大人喜听音乐，就会不理朝政，致使国家昏乱;士君子喜听音乐，就不能尽大臣的职责;农夫好听音乐，则不能早出暮归，好好耕作，致使菽〔shu书〕粟不足;妇女好听音乐，则不能夙兴夜寐，勤于纺织，致使布帛短缺(见《非乐上》)。最后，墨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万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非乐上》)
根据以上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墨子为了减轻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负担，对王公大人的腐朽享乐生活提出抗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王公大人少一些音乐艺术活动，也确实可以减轻一些劳动者的负担。但墨子未把批评的矛头指向王公贵族利用音乐艺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上面，而是责怪音乐艺术本身，这就本末倒置了。照墨子的推论，王公大人们如果放弃他们对音乐艺术的享受，就会留出更多的时间来，把国家治理好，这是没有根据的。
由于墨子不懂得音乐艺术的价值和作用，不懂得音乐艺术的产生和创造是由于劳动和生活体验，所以他对音乐艺术的观点是片面的。他为了反对王公大人过分奢侈的生活，连老百姓正当的艺术生活也要一并取消，这未免因噎废食了。荀子曾说过：“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确实说中了墨子的片面性，即他只看到眼前的实利，而没有看到文化艺术对人民生活所起的巨大作用。
但是必须指出，墨子反对当时贵族奢侈腐化的享乐生活，指出他们的享乐是建筑在广大劳动者的饥寒痛苦之上的，这是正确的。墨子提出既然广大劳动者不能享受，那么贵族也不该享受。在这一意义上，墨子指出音乐艺术并不是不美，只是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人民饥寒交迫的生计问题。他这种抗议，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喊出了人民的不平的呼声。他对于王公大人的抨击，其进步性是应当得到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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