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提出“非命”的主张，主要用意在于教人不要坐等命运的支配。“非命”说也反对儒家所宣称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命定论。
墨子认为一个人富贵贫贱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于努力或不努力的结果;国家的治乱，不是命定的，而是君主努力或不努力的结果。所以墨子认为真正能够决定国家命运或个人命运的，是主观的“力”。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观点是值得肯定的。他首先指出，相信有命的说法是错误的：
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非命上》)
反对那些相信有命的人把一切后果完全归到命，自己则不负任何责任的做法。墨子说：
昔上世之穷民，贪于饮食，惰于从事，是以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不知曰：我罢(“罢”读“疲”，无能的意思)不肖，从事不疾(“疾”是努力的意思)，必曰：我命固且贫。
昔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心志)之辟(僻)，不顺其亲戚，遂以亡失国家，倾覆社稷。不知曰：我罢不肖，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非命上》)
从墨子的“非命”主张可以看出春秋末期的小生产者初步形成一种社会力量时，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已有了一定认识，尽管这些认识是很模糊的。对于世界的起源和社会的构成，他们是不能理解的，因而他们把“上帝”和“鬼神”看做最后的决定力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开始认识了人类劳动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因而他们认为国家的兴亡、个人的富贵贫贱不完全是命运的安排，而主要靠主观的努力。墨子说：
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渝”是变的意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 (《非命下》)
这里墨子提出统治者的主观努力对天下的治乱起着决定作用，给那些命定论者以沉重打击。但是墨子的历史观和古代其他的哲学家一样，仍有很大的主观性。他把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从不可知的“命”搬到少数天才的圣人手中。认为桀、纣可以乱天下，而“天下之治”也是“汤、武之力”。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抹杀墨子“非命”说在当时的进步意义。
墨子认为，不但天下的治乱系于治天下的王者的主观努力，个人的富贵贫贱也系于每一个人的努力与否：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早)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强”是努力的意思)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
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
今也农夫之所以蚤(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
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絍，多治麻统葛绪，捆布〔xiao肖〕，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非命下》)
相反地，如果相信一切都是命定的，在墨子看来那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今虽毋在乎王公大人，蒉(据俞樾《诸子平议》“蒉”字是“籍”字误写)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絍矣……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非命下》)
墨子这里反复讲到“强”的重要性，“强”就是努力。最后，墨子认为命定的说法是极端有害的：
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术”即“述”)，非仁者之言也。今之为仁义者，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非命下》)
我们清楚地看出在墨子的“非命”说中，强调人为力量的重要性，反对坐享其成的消极思想，就这一点来说，墨子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墨子的“非命”和他的“天志”说是互相配合的。墨子认为“天”的意志是叫人和平相处，努力生产，所以墨子认为儒家相信“命定”说，轻视生产，是违反了“天”的意志的。墨子的“非命”说，一方面反对怠惰，一方面也在反对儒家的“命定论”。墨子十分关心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他一再宣称他的“非命”的目的，在于“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非命下》)。这是极可珍贵的。但也不能因此否认墨子的“非命”说的弱点。
墨子对贵族世卿的妥协的立场，使他分不出劳动者和贵族世卿的利害关系有对立的一面。他错误地把王公大人统治百姓和农夫的“耕稼树艺”看做同等性质。实际上，只有后者的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墨子经常把王公大人和劳动者并列起来，当做一个整体，好像是互相配合、分工合作的两种人。诚然，在一个社会经济体系内，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是有不同的，但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和相互对抗的两重关系，而不单纯是分工合作的关系。墨子在不触动剥削制度的前提下单纯要求劳动者“不敢怠倦”地从事生产，并认为人民的贫困、饥寒是由于工作不努力的结果。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先秦时期，孟子、荀子、韩非都有类似的说法。墨子之前的老子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子》第七十五章)正确地指出了百姓贫困的根源。墨子主观上是维护劳动者的利益的，但是，由于他的妥协性，使得一些观点出现了片面性，才说出这种不合事实的话来。
“节用”、“节葬”和“非乐”、“非命”的中心思想是一致的。墨子认为衣服只要“冬以圉(御)寒，夏以圉暑”即可，饮食、舟车、房舍等凡是生活所需的东西均应以实用为宜。反对华而不实，铺张浪费。墨子说：“费财劳力，民不加利者，不为也。”又说：“用财不费，民德不劳。”(《节用上》)倡导节用、节葬的目的在于减轻人民的负担，限制王公大人的奢侈浪费。他说：“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不乱，不可得也。”贵族富豪穷奢极欲，必然厚敛于百姓，使百姓陷于饥寒，导致天下大乱。
墨子在《节葬下》一节中，描写了当时厚葬的情况：
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
墨子指出，那些王公大人不但生前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死后还要厚葬，极大地浪费了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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