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闻名的殷墟西北冈考古发掘成果，经过世间硝烟炮火的熏染与政治阻隔，在梁思永去世42年后才得以较为完整地以这种特殊形式出版问世。这一宏大建构的完成，不免令人感慨万千，倘若梁思永地下有知，一定会为之颔首庆幸的吧!
花落春仍在(4)
注释
①营造学社是研究古代建筑的专业学术团体，创办于1929年，社长朱启黔，社址在北平中山公园内。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北平沦陷，学社南迁，经长沙至昆明，1940年又迁至四川南溪李庄镇。学社下设法式和文献两组，分别进行古建筑实地调查研究和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等工作;两组分别由梁思成、刘敦桢主持，对全国重点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了科学的调查研究，发表了许多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论文与专著，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资料，并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7卷20期，以及《清式营造则例》(梁思成著)、《明代建筑大事年表》(单士元著)、《中国建筑设计参考图集》10种(刘致平编著)、《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等书刊和图录。1946年，中国营造学社由李庄迁回北平，以梁思成、林徽因为首的原学社人员，在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并与清华大学合办了中国建筑研究所。学社人员大多数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及中国建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仅存其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未予恢复。
②殷墟，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安阳西北部，横跨洹河南北两岸。古称“北蒙”，又名“殷墟”，甲骨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为中国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的都城所在地，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以都城建设、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殷墟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和辉煌，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殷墟15次发掘完全是中国学者自己主持和参加，不仅是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其田野发掘方法也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殷墟又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祥地。
③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自1921始至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GunnarAndersson，1874-1960年)，在中国各地从事地质调查期间，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大量有红底黑彩、深红彩的陶罐、碗，小口尖底瓶和其他遗物，在对甘肃、青海等多处地方的调查中，搜集了大量彩陶。这一文化现象被称为仰韶文化。它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范围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至20世纪末，在中国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以河南省和陕西省为最多，两地构成了仰韶文化的中心。
城子崖遗址分布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原属山东省历城县)武原河畔的台地上，是第一处由中国考古学者自己发现和发掘的遗址。这片台地名为城子崖，1928年由考古学家吴金鼎首先发现，1930年～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吴金鼎、梁思永等人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的面积达15648平方米，上层为东周时期文化遗存，下层首次发现了一种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
在龙山文化发现之前，安特生对发现的彩陶进行分期研究，力主中国文明西来说。通过李济、梁思永、尹达、夏鼐等几代考古学家数十年田野考古工作的努力，终于以活生生的材料推翻了安特生等人对彩陶-龙山-齐家文化等等谁先谁后的文化分期，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文明既不是西来，也不是东来，它就起源和来自这个具有无穷创造力和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本身。在清华任教的梁启超给梁思永信中提到的“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即指此事。
④梁思永是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的长子，是梁任公的次子，比梁思成小四岁。思永与福曼只是名义上的姑表亲，没有姻亲血缘关系。梁启超的夫人李惠仙是贵州人，生有思顺、思成(男)、思庄等一男二女;王桂荃，四川人，生有思永(男)、思忠(男)、思达(男)、思懿、思宁、思礼(男)等四男二女。
⑤骝先，朱家骅表字。咏霓为翁文灏。企孙，指叶企孙，叶氏原为清华大学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主任，时接替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毅侯，指王毅侯，时为中央研究院会计处主任。
⑥此信是李济1979年去世十几年后的1992年，其独子李光谟赴台北，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李济遗存大批信件、遗稿、日记和笔记中翻捡出来带回北京后整理发表的。李光谟在信末注：“据信稿。缺签名及日期，但稿纸右上方有发信人用铅笔所注'十二月四日发出'字样;从内容看，寄信年份应为1956年。”
⑦据杜正胜说，《侯家庄》报告系列的第一本，可能是规划整理梁思永遗稿的第一至四章，第五章大墓总述只有一页文稿，故第1001号大墓的报告序列自第二本编起;第一本没有整理，唯原稿具在，问题也比较单纯;后一部分与高去寻的遗稿一并整理付梓。
北大校园与毛泽东结缘(1)
北大校园与毛泽东结缘
抗战爆发后，中央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由南京迁长沙、昆明，最后转入李庄者，除了傅斯年率领的史语所，便是陶孟和为首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只是这个所无论是整体的学术研究事业，还是世俗中的处世能力，远没有史语所风光与从容。这一切，不能不说与所长陶孟和个人的性格与处世哲学有很大关联。
在中央研究院担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时的陶孟和陶孟和，原名陶履恭，字孟和，以字行世。1887年出生于天津一个读书人家庭。清末，天津教育家严修创办以新学为主的家塾，聘陶仲明担任塾师，陶孟和随父就读。1901年，陶仲明因病早故，其位由张伯苓继之。1904年，严氏家塾改为敬业学堂，陶孟和仍在此就读。后来学堂迁入南开地区，改称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陶孟和任该校助教。在南开第一届师范班毕业生中，有后来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随后又产生了周恩来等一批人杰。
陶孟和在南开学校任教时间不长，便以官费生资格赴日本留学，进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攻读教育学专业，两年后因事回国。留日期间，编译出版了两卷本《中外地理大全》。1909年，陶孟和赴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归国。留学期间，受韦伯夫妇的影响极大，其时韦伯(SidneyWebb)与萧伯纳(G.B.Shaw)等人共同创立费边社(FabianSociety)，在英国从事社会改良主义运动，而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就是费边社成员所创立。陶孟和在费边社人员影响下，撰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于1915年在伦敦出版。该著成为中国社会学开山之作，此时陶孟和28岁。许多年后，著名社会学家巫宝三说，陶氏这本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认为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和核心;二是最早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中国与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各有其特点，各有其利弊;三是肯定了中国的祭祖风俗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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