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的尴尬人生|归国后的陶孟和先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其间与胡适、蒋梦麟、丁文江等学界名流过从甚密。蔡元培于1917年入主北大时，陶氏极力赞助其对北大的改革，并于1919年1月，与杨昌济、马叙伦等教授发起成立北大哲学研究会，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论启新知”，积极参加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与旧文化对立的新文化运动。据巫宝三、罗尔纲等曾在社会研究学所工作的人员回忆，陶孟和乃一“学问通家”，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史学、地理学乃至地质学、天文学等诸种学问，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在北大时期风头之健劲，声威之显赫，不在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辈之下。1919年3月，远在欧洲访学的张奚若收到胡适寄来的几份杂志，张阅读后向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新青年》中除足下外，陶履恭似乎还属学有根底，其余多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所作《Bolshevism的胜利》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虽前者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ki的实在政策，后者结论四条思律，不无mechanical[机械的]，而通体观之，尚不大谬，可称新潮。”此番评论说明陶孟和年轻时算是一个具有中西文化根底的新锐人物。当然，对于陶氏的学问本领，也有一部分更为新锐的青年学者不放在眼中。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在回忆《新青年》创办与几位编辑的特点时，曾以嘲讽的口吻鄙薄道：“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之能得简，且没有综括之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为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为一位编辑了。”
此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议论之是非暂且不论，就当时的陶孟和而言，在北大拥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和人脉关系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萧三回忆，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登记员时，经北大教授杨昌济介绍，毛带萧专门拜访过一批北大名流，除了蔡元培、胡适等人，北大教授陶孟和也在拜访之列。1920年初，北大教授杨昌济病故，蔡元培与马寅初、胡适、陶孟和等四人联名刊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金。此事过去37年，在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中，陶孟和曾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毛搞的那一套斗争方法，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毛泽东通过郭沫若闻知陶氏的“妄言”，勃然大怒，本想加以严惩，但想起当年在北大的往事和37年前的这段因缘，没有采取行动，只是以警告而作罢。当然，自毛泽东对其警告之后，陶孟和噤若寒蝉，开始夹起尾巴做人，再也不敢对当局和现实政治说半个不字了。如此做法，免于像他的师友弟子们一样身受皮肉之苦，尽管最后忧郁而死，但也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在其整个北大任教和执掌部分权柄的时代，由于陶孟和在学术和政治上与蔡元培比较契合投缘，对北大改革和发展规划皆热心效力，由此博取了蔡元培与北大教授特别是欧美派的信任与支持。1919年初，陶孟和赴欧洲考察，鲁迅在2月12日的日记中有简要记录：“向晚同往欧美同学会，系多人为陶孟和赴欧洲饯行，有三席，二十余人。夜归。”从这几行文字可以看出，陶孟和在当时还是颇有人缘的。
北大校园与毛泽东结缘(2)
赴欧洲考察期间，陶孟和时时注意为北大网罗人才。当他在英国见到李四光与丁燮林(丁西林)并相互过招后，感到两位年轻人功力非凡，才华超群，便立即致函胡适，满怀敬佩之情地盛赞李、丁二人为“不多觏之材”，将来必有一番大作为，“望与校长一商，如能得两君来吾校，则大佳矣”。后来李、丁二人皆被延聘，使北大又平添了两名重量级“海龟”教授。再后来，李、丁二人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物理研究所所长，名噪一时。
为时局所迫，向来不太喜欢谈论政治的陶孟和也开始涉足政治，发表言论。1920年8月，陶孟和与胡适、蒋梦麟、王征、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说：“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因而，我们便产生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的清明，首先要依靠人民的觉悟。如果没有养成“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就不会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没有肯为自由而流血流汗的人民，就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胡适与丁文江相识，是由陶孟和介绍，从此丁成了胡适最好的朋友之一。1922年5月初，胡适在“丁大哥”的影响下，一改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创办了以谈论政治为主的《努力周报》。《周报》第二期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丁文江、陶孟和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竭力倡导“好政府主义”。尽管此举很快成为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残景旧梦，而自以为经验丰富的丁文江受军阀孙传芳聘请，在上海弄权施术很快弄得灰头土脸，落了个被国民党通缉捉拿，甚至差点被当时留学欧洲的“大炮”傅斯年杀掉的结局，但这个行动本身并非毫无功绩可言，至少应当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干预政治的一次非常可贵的努力。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陶孟和发大慈悲，立大宏愿，模仿英国费边社成员的做法，积极主张开展社会各方面的调查，尤其是乡村调查，对中国社会问题做出分析，提出见解，促使政府对症下药，达到改良社会，推行科学与民主，改善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目的。陶孟和身体力行，亲自参与调查并发表了《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情形》、《中国的人民的分析》、《贫穷与人口》等社会调查文章。在文章中，陶孟和除了呼唤“民主是一个高尚的理想……要设法增高人民的程度，使他们有资格能够实行那个理想”，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贫穷更是与人口的关系小，与政治及经济的关系大”这一根本症结。
1926年2月，一个美国社会宗教团体通知设在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愿捐赠三年专款，委托该会办理社会调查事业。中基会接受赠款，决定增设一个社会调查部，专门从事社会调查，准备聘请在学界声名显赫的陶孟和为调查部主任。陶接到聘请，极其痛快地辞去北大一切职务，全力投入到调查部的组建之中。很快，一个由研究人员和统计人员共8人组成的社会调查部正式对外挂牌，陶孟和以主任身份统领全局，自此踏上了机遇与风险共存的生命征程。
中基会原是为管理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于1925年成立的一个行政管理机构。192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之余额及利息约1200万美元退还中国，分期支付。当时中外人士皆认为此款应作为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基金，而近代中国军阀混战，政局多变，为防政府官吏挪作军费或政治活动费，特别组织了一个由中美两国民间知名人士为主的基金董事会，共同管理和使用这笔巨额款项。董事会既决定资助的领域，投放的力度;又经营资本，购买有价证劵，使基金也有收益。考虑到庚款余额终有用罄之时，董事会决定设置一笔基金，并接受外来捐赠，以图长久生存。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行事，主要是出于保持其在中国的长久利益，及传播美国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考虑;而中国政府则认为藉此可发展教育等事业，加快现代化步伐。二者各为其想，各有所得，因而一拍即合，此事迅速纳入操作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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