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时刻关注着各地运动的发展，严格掌握政策，防止了“左”的偏差，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开展。
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西安市在革命公园举行宣判贪污罪犯大会，西北区、陕西省和西安市党政军各单位工作人员以及群众七万余人参加，会上宣判了十四名犯罪分子。习仲勋在办公室通过收音机收听了大会实况，发现宣判的十四名罪犯中有七名是事先审核过的，另有七名未报经批准，而且定刑过重。大会结束后，他把大会主席团负责人找来研究，指出问题，严肃地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教育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起来清洗这些污毒，肃清贪污、严禁浪费、纠正官僚主义，提高干部，挽救干部，改进工作，建立优良的社会风气。因此要发动大家进行大胆的检举和真诚的坦白，坚决贯彻坦白者重罪轻办、轻罪免办的方针，只有对那些罪恶重大又坚不坦白改悔者才严厉惩办。”“如果定刑过重，就违背了这一方针，就使群众不能正确了解政策，并会给贪污犯法的人增加顾虑，而阻塞真诚坦白和大胆检举的道路，对整风运动的开展是有妨害的。”他强调：“我们不要以为运动来了，办重一点不要紧，这是对政策不严肃的表现，正因为运动来了，更应正确地掌握政策。才能顺利地把运动推向前去。”习仲勋这一番话，“得到大会主席团诸负责同志的热烈拥护”，使大家受到教育。当天有关方面对七名定刑过重的罪犯作了复审，减轻了他们的刑罚。
一月六日，西北区召开区级机关处长以上干部大会。习仲勋作了《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讲话，再次进行动员。他根据已揭露出来的问题，对贪污浪费现象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大贪污不少，小贪污更多。许多大贪污都是从小贪污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决不能坐视我们队伍里的战士，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他批驳了“贪污有罪，浪费无妨”的错误思想，严肃指出：“贪污可耻，浪费也可耻;贪污有罪，浪费也有罪。”“官僚主义是贪污、浪费之母。官僚主义分子，常常就是浪费行为的倡导者、批准者，是贪污行为的掩护者、纵容者。”“在反贪污、反浪费的同时，必须痛击官僚主义。”他强调指出：
必须认清，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会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军队及一切财经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许多干部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就有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
他号召机关全体干部：“坚决地把侵蚀到我们肌体中的政治微生物来一次大清除、大洗涤，让阳光普晒一遍吧!这是一次巩固与加强共产党的战斗力，密切人民政府、每个革命干部与群众间联系的有历史意义的运动。让我们大家努力，把革创的队伍整顿得更坚强，更有战斗力!”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习仲勋就把贪污、浪费和官僚主现象看成是事关亡国、亡党、亡头的大事，是十分有远见的。
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各种方式强力推进和引导运硼的发展。一方面严厉批评那些认识不足、指挥不力、不带头检讨以及阻挠压制民主运动的负责干部，一方面宣布由各单位首长负责，限期十天做好工作的命令，使群众斗争和民主检查运动真正地像毛泽东要求的那样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一月二十日，习仲勋再次召开西北区机关、陕西省和西安市三级负责干部会议，在会上作了《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再推进一步》的报告，详细分析了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和一些干部思想上存在的错误认识，对下一步工作作了具体安排。这时，西北地区“各机关的群众，由干部到勤杂人员以及家属等都普遍的发动起来，消除了顾虑，敢于提意见、批评、质问、揭发和检举;除在本机关大会和小会上面对面的揭发问题外，光西北区一级机关增产节约委员会就已收到六千七百余件检举材料”。习仲勋对他收到的四十多封检举信件“一一批阅、批转各有关机关负责查处。凡是问题比较严重、而被检举人员在西安市者，即派干部前往有关机关共同调查处理”。二十五日，习仲勋通过《群众日报》，向所有给他来信的人致谢，说明所有信件都已交付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西北人民监察委员会或其他有关机关认真查办，并“希望各地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都能够以认真的负责的态度去处理群众的检举信件，多多听取群众的意见，使广大人民得以经过各种方式参加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来”。
一九五二年初，“三反”运动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着。到春节前，西北地区各个单位把贪污案件大体清理出来，贪污款额达四十五亿元(旧币)，浪费款额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亿元(旧币)。
二月上旬，西北地区的“三反”运动进入“打虎”阶段。在毛泽东强有力的督促下，全国各地到处是一片“打虎”声，各省区按照中央要求，普遍下达了“打虎”任务。尽管如此，习仲勋在具体工作中仍然保持着一贯的沉稳作风。在“打虎”运动的高潮中，他及时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和西安市的三级高干会议，反复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第一要正确掌握方向，第二要抓住重点，第三方法、步骤要对头，克服群众中出现的简单急躁情绪和蛮干做法。对不同贪污对象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并提出“密切指导，严密控制，坚持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力图把群众运动起来后可能产生的“左”的偏向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他把这些想法也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肯定他“提得很好”，“在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
为了在运动中稳定多数，孤立少数，及时适当处理揭发和坦白出来有问题的人员，按照中央有关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结合实际情况，于一月十九日和二月二日先后制定了严格处理贪污分子手续的有关规定和《关于“三反”运动中若干问题的处理规定(草案)》，受到中共中央肯定，并转发全国，通知“各地均可采用”。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人开展，各地各部门清查出一些机关内部人员同社会上的不法资本家内外勾结，侵吞国家资产的案例。于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中央决定在开展“三反’的同时，在工商界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开展城市工商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指示，要求从二月开始，在西安、兰州、迪化、西宁、银川、宝鸡、南郑、天水、伊犁、喀什等城市工商业界开展“五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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