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一直注意正确引导“五反”运动的发展。在西北地区“五反”运动刚开始时，各地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和做法，习仲勋都及时予以纠正，特别是对出现的一些右的和“左”的做法，都采取具体措施予以解决。他指示在西安、兰州、迪化、西宁、宝鸡、南郑等城市已经开始进行的“五反”， 由各省省委掌握，其他分区以下的县城市镇一般都暂不进行“五反”，何时进行以后再定。较大城市如三原、咸阳、天水等地内部“三反”已很紧张，不宜同时开展“五反”，需要提早进行的，必须经省委批准并缜密计划后再开始。他认为这些市镇是城乡交流集散之地，与农村群众生活关系很大，搞不好会使整个经济生活，包括农村生产在内，受到重大损失。他还通过各种大会和报纸严厉驳斥“五反”是“反商人”、“反一切剥削”、“消灭资本家”，“五反”是“不要统一战线”筹谣言。经过“五反”运动，严厉打击了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五毒”，孤立了少数严重违法与完全违法户，保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正当经营，调动了工人和店员的积极性，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习仲勋特别注意对一些重要案件的处理，引导运动健康发展。西安、青海、甘肃等地在处理不法工商业者时惩处偏重，习仲勋向有关负责人说明政策，讲清对工商业者退补过重“必将过分损害资本家的积极性，对生产不利”的道理，使这些地方对处理过重的问题及时作了纠正。他还明确指示：“要主动的照顾和帮助与我们在解放后一直合作共事很好的上层人士过关，这对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是大为有利的。”这些做法，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人，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贪污腐败分子，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场习气得到扭转，“保证了西北的干部在广大的区域中，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风气正，作风硬，为党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打击了才法工商业分子，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促进了经济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运动。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室和位于西安市仁舞巷的民委礼堂，晚上经常灯火通明。习仲勋同中共中央西北届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的成员大多在这两个地方研究“三反”“五反”运动的工作，特别在运动后期进人处理阶段时，对鑫一个案件都研究得十分仔细，工作格外紧张，往往通宵达旦。习仲勋严格执行政策，实事求是地处理大案要案，展现了他一贯求实稳健的工作作风。
张治中与习仲勋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共事中“相知深，感情融洽”，从习仲勋身上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革命几十年.聚集全国四方的精锐，人才济济，车载斗量。“二十多年的在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这些优点反映到政府设施的，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员行动的，是俭朴、肯干、实事求是的军政干部。”
■加强党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积极分子被吸收到党内来，其中许多人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这些干部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度重视这些问题，下决心从培养教育干部人手，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
早在延安时期，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关怀下，中共西北中央局就逐步形成了注重党的建设和干部培养与教育的光荣传统。习仲勋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他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并兼任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校长，组织兴办了行政学院、民族学院和农业学校、职业学校、医药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等多个专业学校，培养了大批行政干部、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为解放后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准备了组织人才基础。
刚刚解放的西北地区特别是新解放区，适应建立党组织和人民政权的需要，大批干部进入党内或参加政府机关工作。据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马文瑞回忆，陕西省一九四九年有基层党组织二千九百四十七个，一九五三年已达到六千七百九十七个，增长一点二八倍;一九四九年有党员六万四千八百六十一人，一九五三年达到十一万四千五百九十人，增长百分之七十六;干部人数由一九四九年的六万三千四百七十九人，增长到十二万一千九百六十四人，增长近一倍。一九五三年西北各省基本实现了乡乡建有党支部，区、镇有党委。
习仲勋在工作中发现，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政策措施在一些地方往往不能很好地贯彻。对此，他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主要问题在干部。当时，新解放区的新干部占百分之九十，他们生活在旧社会，留有旧社会的生活习惯和思想作风，由于缺乏革命锻炼，又没有受到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一时难以适应革命工作的要求。老干部只占百分之十，一般表现很好，但也因没有抓紧学习，不少人没有起到骨干作用，个别人还受旧社会习气的影响，发生了腐化堕落问题。在新老干部之间，根据地来的党员和当地地下党员之间，各个根据地党员之间，还存在不团结现象，有的已严重影响到工作。习仲勋深感“必须重视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习仲勋指出：“解决的办法就是团结起来，努力学习。”他要求：“每个地区的一切工作干部，都首先要主动地互相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做好工作。”在干部关系上，要求根据地的老干部负主要责任，主动地团结地下党员和一切新干部。对所有新干部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足够估计他们的工作成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他们的缺点，采取与人为善、热情帮助的态度使他们克服不足，尽快提高。习仲勋强调：所有干部都要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坚决反对拉帮结派，搞小团体活动。
习仲勋十分重视干部的学习，他说：“学习问题是党、政、军全体干部共同的迫切问题”，各级党委“要有正常的学习生活，学习是领导工作的灵魂，必须放在领导工作的主要位置”，“列为经常的中心工作之一”。他要求在一九五。年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学习运动，以提高老干部，培养新干部。他说，干部学习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实际工作中学习，每个县的领导干部都要亲自下乡，主持一区一乡的工作，每做完一项工作或发现新的问题，都要和大家一起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全体干部。要表扬好的，批评坏的，对不可救药者坚决清理。“另一个方面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经验的基本教育，这对于新干部特别重要。”他号召县以上干部都要扎扎实实地系统地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点是学好毛泽东，号召学习的十二本《干部必读》。他要求新干部选定几本书。熟读精研，作为思想武器，系统地批判旧思想，建立新思想，确立革命的人生观。他指示：各地干部学校要加大对现有干部轮训的力度，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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