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牧区约占全区总面积的半数以上，畜牧业收人占农业总收人的三分之一左右，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依靠畜牧业为生。但是，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连年战乱等原因，解放前这里的畜牧业发展极为缓慢，甚至出现倒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青海省牲畜数量减少百分之四十，宁夏马匹减少百分之七十，牛和骆驼减少百分之五十，甘肃、新疆也呈减少趋势。
习仲勋十分重视西北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在筹备建立西北军政委员会时，他就提出了设立西北畜牧部的意见。之后各省市县都相继设立了畜牧业管理机构。习仲勋对干部说：“这个机构除内蒙古外，其他大行政区是没有的。而西北大行政区再一成立，畜牧这个机构就占了很重要的部分，这说明西北各地畜牧事业在人民生活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九五〇年七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少数民族委员达理扎雅等提出发展畜牧业，设立兽疫防治站和种畜场的提案。会后，习仲勋要求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及有关部门认真办理达理扎雅的提案，甘肃、青海和新疆等地很快设立了兽疫防治站和种畜场，并组建了兽疫巡回防治队。
一九五一年初，西北军政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畜牧兽医会议。会议总结了一九五〇年畜牧业工作，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明确了发展方向和任务。习仲勋参加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关于这样的会议在西北来讲是第一次，过去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府专门开会来研究畜牧业。西北有好几个民族的广大人民都是以畜牧业为生的，因而要发展经济必须在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同时，注重发展畜牧业。人民政府要把发展畜牧业作为重点，要“人旺畜旺”、“人财两旺”、“牛羊成群”、“槽头兴旺”。
习仲勋在谈到政府工作任务时指出：人民政府最大的一项政治工作就是给老百姓做一些事情，像怎样养羊、怎样养鸡、怎样养牛、怎样使羊多产羔，就是政府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的政治任务。要为老百姓多打算，使人民财富增加，生活逐渐改善。光种粮食，生活不可能提得很高，必须与其他副业结合。在青海就是要多收购牧民的羊毛，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他们就欢迎你。这是政治问题，也是群众问题。他列举了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失误的情况说：没有把握的事宁可不做，没有准备好的事宁可缓做，因为做不好会出乱子。给群众办好事也要说服群众，不能用强迫的办法，粗枝大叶的作风更要不得。对群众的经济问题，决不能采取强力制伏，这是一条原则，叫列宇原则。列宁曾说：“对农民的经济问题，特别是个体的小农经济决不能强迫，违犯了这一条就是犯法”，违反了这一条原则，就是违反了列宁原则。领导群众是很大的一个艺术。农民就是靠经验办事，当他没有搞清楚时，对他有好处也不愿意干，所以我们要做好畜牧工作，必须弄清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
习仲勋针对牲畜疫情频发的实际，要求制订周密切实的详划，做典型调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迅速在牧区普遍建立畜牧兽医预防机构。他还提出要建立西北兽医协会，为农牧民更好地服务，促进畜牧业发展。
就在这个时候，青海、陕西、宁夏等地出现大面积口蹄疫。习仲勋立即决定成立“西北口蹄疫防治委员会”，以贾拓夫为主任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部长霍子乐等为副主任委员，统一指挥口蹄疫防治工作。并要求：“各省设分会，以省主席或副主席为主任委员，主管厅厅长为副主任委员，指挥全省防治工作;必要时在口蹄疫发生的县，设立支会，以县长或副县长为主任委员，受分会直接领导。”习仲勋还以他和彭德怀、张治中的名义，发出《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防治口蹄疫的紧急指示》，要求各省必须重视这一工作，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利用口头、文字、漫画、集会等方式，提高群众对口蹄疫的认识和警惕;并划分疫区实施封锁管制，设立检疫防治站，做好隔离、消毒、检查等工作，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之后，习仲勋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疫情复发。七月十日，他在宁夏关于羊只死亡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要求“召集有关方面座谈有效办法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并将此件通报各省市人民政府注意，也检查一次畜牧工作情况”。
一九五二年六月初，习仲勋主持召开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七十五次行政会议，再次研究畜牧工作。会议形成的决议指出：“西北畜牧工作的主要目的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今后畜牧下作必须注意和其他生产工作密切联系，互相适应。目前畜牧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深人纯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进行重点的调查研究，做好典型试办，摸出规律，推动全局。”
按照决议精神，各省迅速行动，组织干部和畜牧技术人员深入牧区展开调查研究，进行试点，发现典型，总结经验。牧区普遍加强了对基层畜牧技术人员的培训，普及了疾病防疫基本知识和草原管理技能;制订了划区轮牧、延迟放牧规划;实行了储备冬草、修筑土围风障等技术措施。同时，有的地区还成立了草原管理委员会、保畜委员会，把劳动模范、种畜户、中兽医、羊把式以及牧民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加强饲养管理、牲畜繁育和群防群治工作。据统计，陕、甘、宁、青四省成立县、区、乡保畜委员会一千三百九十九个，村保畜小组七千二百四十一个。
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西北地区畜牧业有了新的发展，畜牧管理饲养落后的状况有所改善，部分草原被严重破坏的状况得到遏制，牲畜大批死亡的现象大为减少。当年，西北地区畜产品普遍丰收，牧区经济日渐繁荣，“改变了牧民以往饥寒交迫的穷苦日子”。位于帕米尔高原的新疆乌恰县柯尔制孜族的牧区，“每个帐篷的牧民都添置了新衣，吃上面粉，因此他们流行着这样的歌曲：‘毛主席啊，您的眼睛看到了帕米尔高原，我们的生活一年好一年，您带给我们的是‘人畜两旺’，我们报答您的是‘爱国增产’!”
第21章 恢复和发展西北国民经济(下)
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致力恢复西北地区国民经济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做好农业生产、铁路建设、林业绿化等基础性的工作，为西北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做了准备。
■精心抓好农业生产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习仲勋在西北工作期间的重点之一。他除精心指导新区的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工作外，还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各地的农业生产情况，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提出不同的工作措施。
西北五省除陕甘宁边区外，绝大多数是新解放区。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新区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存有疑虑，不敢大胆生产，怕定高阶级成分和加重税收。针对这种情况，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认为，“贯彻政策，是做好农业生产工作的首要环节”。为此，西北军政委员会在一九五。年三月中旬发出指示，要求“大力宣传‘生产发家’，‘劳动致富’，‘谁种谁收’等政策，打破农民的一切顾虑，积极生产”，并“及时颁布与贯彻执行了‘谁种谁收’，‘自由雇工’，‘自由借贷’，‘合理负担’，‘棉麦比价’等奖励生产提倡劳动的政策法令”。根据这些指示，西北各省的多数县份“先后召开农业生产会议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逐级传达和讨论一九五〇年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方针和任务，并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定生产计划，布置实施”。新区广大农民“对于人民政府奖励生产的政策，渐有较深刻的认识，怕多生产。多负担，怕提高成分的顾虑已逐渐减少，因而生产情绪已普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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