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冬季，天气奇寒，人畜、树木皆有冻死。腊月十八起，大雪成灾，大批灾民死于饥寒交迫之中。
在日益严重的灾情面前，中共陕西省委提出了抗粮、抗款、抗捐、抗税、抗债和要饭吃、要土地、要自由的口号，把领导灾民斗争作为中心工作任务。国民党地方当局一面玩弄“赈济”骗术，一面却加紧了对灾民的剥削和掠夺。淡村反动民团团长张长庆乘机讹诈勒索，欺压乡邻。在群众生活难以为继之时，他还要乡民每晚轮流替民团“坐墩”(值夜)，稍有不从，便动辄处罚。当地群众苦不堪言。淡村农民协会决定仿照武字区黄子文镇压民团团长的办法，给张长庆以武装打击。习仲勋参与了这一行动的策划，他还动员了自己的姨父党正学参加武装行动，收缴民团枪支。农民协会首先草拟了张长庆二十条罪状，随后利用一天黑夜，由郭效曾、秦悦文带党正学、李泗堂、冉四川、党德谦、石汉杰、常拴子等十多位农民，手执大刀长矛，以去值夜坐墩为名，迅速登上了民团盘踞的石家堡城门楼子，收缴了民团的长短枪二十多支。继而直奔张长庆宅地，将张缚绑，关押在堡子城门楼上，并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张长庆的罪状。在应群众要求准备将其处死时，遇到士绅求情。缺乏斗争经验的农民首领一时犹豫不决，致使张长庆乘隙逃脱。
国民党富平县政府遂派民团镇压农民武装。党正学与之进行说理斗争，愤怒斥责当局卑鄙无耻，欺压百姓的行径。民团将党正学无理扣押，关在城门楼上。习仲勋得知情况后即带一盘麻绳接近城门楼下，准备相机将绳递上楼去，营救党正学从楼上顺绳溜下脱离险境。但是由于民团看守严密，未能得手。后党正学被反动当局枪杀。许多年后，习仲勋还深为没有救出这位农民运动骨干而感到十分遗憾。
习仲勋从党正学惨遭杀害的事件中，进一步看到了国民党对人民群众残酷镇压的反动本质。《少年漂泊者》中的主人公汪中的影子又活跃在他的脑际。他决心要离开家庭，投身到更广阔的革命斗争中去。他把自己要走的想法告诉了年龄较大的两位妹妹。他说：“我们没有了父母，你们要互相照顾，还要管好弟妹，不能让叔父作难。”但是，他这次与胞妹秋英和夏英的生离，竟成为最后诀别。习仲勋义无反顾地走上职业革命道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叔父习宗仁病体迅速康复，并开始操持家务，他才卸下了全家十几口人的生活重担。
第03章 “兵运”两年间
一九三O年的春节，陕西关中地区的老百姓是在冻寒饥馑中度过的。
“每逢佳节倍思亲。”习仲勋家庭因在不长时间内三位亲人先后病逝，虽遇具有喜庆色彩的民族传统佳节，但是全家人还是难以从对亡亲的思念中摆脫出来。数日里，小小农舍弥漫着悲怆沉重的气息。【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正月初八(公历二月六日)，是习仲勋泪别故乡的日子。此前，他已得到中共武字区组织的指示，决定派他去数百互里以外的一支国民党杂牌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
开展土兵运动，是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一九三O年七月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的“中心策略”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党在陕西地区组织发动的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以及麟游、淳化起义和一系列农民围城“交农”斗争，相继归于失败。国民党陕西当局和地方反动势力大肆进行反攻倒算，进一步强化在陕西的统治。一九二九年二月，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遭国民党破坏，党团省委书记等十余名主要领导干部被捕，省委工作一度陷入停顿状态。面临严峻的斗争形势，几位幸未被捕的省委委员相互联系，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临时省委根据中共六大精神和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加强党组织的群众基础，实现党员职业化，深入社会，联系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和工作路线。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根据陕西临时省委代表团的学习和讨论作出《陕西问题的决议案》，指出： “注意冯玉祥部队中的工作，利用他招兵，办军官学校，拉夫拉差的机会，派同志进去接近士兵群众。” “加紧土匪中的工作，因目前大批的灾民都投入土匪中去，党要深人群众中去，获得群众，使之变成农村的武装”。一九三O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中又指出：“组织兵变是党在目前军阀继续战争中实现失败主义之中心的策略。现时党的一切兵运策略与兵士工作都要向着实现这一中心策略进行。”“在上述主要策略下，反帝运动，反军阀战争的加紧是联系一切主要斗争的骨干……必须深入到一切乡村及敌人军队中。”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多次开会讨论，提出了贯彻意见。四月四日，临时省委《给军支函》指出：“主要的策略，是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四月七日，临时省委又在《省委通告第九号》中指出：“反革命军队中的工作，应立即有计划地发展，调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队中去，发动兵士的日常斗争，进行有组织的兵变。”开展兵运工作的总目的是，把所在的武装逐步改造为公开的武装，壮大红军力量。各地党组织根据省委指示陆续派出大批共产党员打人国民党军队或地方武装，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成熟时，发动兵变或暴动。
这一天，习仲勋早早出了家门，转身回望从小居住的茅屋瓦舍，环视曾耕种过的土地和眼前的树木河流，心潮一时难以平静。他想到失去父母而年纪幼小的弟妹，想到大病初愈又担负起全家生活的叔父，凄怅而又难舍之情油然而生，以致久久不忍举步。更使他心中不安和内疚的是，一直没有将自己远行法告诉叔父，他怕叔父经受不住意外的刺激而引起旧病复发，更担心叔父会阻挡他离家远行。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他还是毅然迈出西行的脚步。盈眶的泪水，簌簌滴洒在乡间的小道上。
年仅十六岁的习仲勋，带着少年时代坎坷经历的沉重回忆，带着对改变中国农民悲惨命运、实现人类共同幸福的美好憧憬，离开了习家庄这方土地，投身于更为广阔更为艰苦的斗争之中。数十年后，他曾回忆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因为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押过的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被查获，就是处死，我之所以能在这时去敌军搞革命活动，主要原因是我在出狱之后一年多的农村生活，使我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情况，激发了我的革命勇气，不管多么艰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
习仲勋离开家乡的当天，即来到了三原县武字区郭明效家中，他们将按照党组织指示，利用关系，一起打人驻长武县的反冯(玉祥)地方武装毕梅轩部开展兵运工作。该部一位支队长王德修他们早已熟识。王德修，三原县大程人，一九二七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队学习，毕业后留总部政治部工作，此间担任过由中共组织办的“廿书报社”主任。一九二九年，陕西全省大旱，灾民四起，全省形成反抗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的潮流，王德修将他附近的乡邻、生活困难的青壮年组织起来，打击土豪劣绅。而后，又与共产党员李秉荣在三原、旬邑、彬县、乾县、礼泉一带扩充力量，逐步发展成为一支三百多人的队伍，时受已竖起反冯民军旗帜的毕梅轩统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派人在三原、富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成立起“渭北灾民自救队”之时，曾把王德修部编人“渭北灾民自救队”序列，王德修、李秉荣分别任第一大队长和政委，但实际未参加渭北灾民自救队活动。后这支武装归属屡有变易。一九三O年六月，原国民军联军师长甄寿珊，因不满冯玉祥军队统辖，招收旧部和地方武装，正式成立了西北民军，甄被推为总司令。王德修支队又被编为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王德修任第二支队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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