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批判《海瑞罢官》尽管没有触及习仲勋，但是，日益紧张的政治局势，使关心他的人和企图整他的人都不能不联想到他与彭德怀的关系。随着局势的发展，习仲勋被康生点名批判，关心他的人们则为他的处境担忧。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并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这两次中央会议，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
就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写信，表明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从而使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代表、教职工代表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从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大串连走向高潮。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狂潮下，一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大动乱，迅速在全国城乡蔓延开来。各地红卫兵冲击文化教育界和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横扫“牛鬼蛇神”，大字报铺天盖地。在“破旧”、“立新”、清除所谓“封、资、修”的口号声中，文化设施和文物古迹遭到严重破坏，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和党政机关的大小领导几乎都被揪斗，有的甚至受到侮辱和殴打，不少人还被抄家，以至游街示众。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洛阳也陷入混乱之中。高音喇叭的喧嚣声，游行集会的口号声不绝于耳，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小字报、传单和标语贴满大街小巷。新闻媒体传播着歌颂“文化大革命”、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左”的观点和主张。这时的洛阳矿山机器厂，尽管也受到了大气候的冲击和影响，但作为一个大型生产企业，工厂生产和工作秩序仍然比较正常，广大工人群众对一些“左”的做法抱有很大的怀疑和反感。这年春天，洛阳矿山机器厂接受了国务院一机部下达的四百套大锅锥和七十一台火箭生产任务，并动员部分职工到农村支援抗旱，挑水灌溉麦田。五六月间，洛阳矿山机器厂先后自行设计、成功制造出我国第一台钻头直径为一百九十毫米的(ZL一1型)牙轮钻机，完成了国家重点产品七百钳式行星轧机。七月，圆满顺利举行了第四届第四次职工代表会议。习仲勋对厂里安定团结的形势、紧张有序的生产和取得的一系列成绩，感到高兴和欣慰，因为这其中包含了自己作为普通劳动者所付出的心血，也使他亲身体验到工人阶级的创造精神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在这种情况下，抱有良好愿望的习仲勋产生了用群众的革命热情来促进生产发展的想法，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干部和工人群众的共识。“文化大革命”初期，习仲勋是通过内部传达文件、听广播看报纸了解“文化大革命”动态的，缘于对党的无限忠诚和信赖，因而对前景还抱有良好的愿望。他期望能够通过“文化大革命”，彻底革除党和国家内部的各种积弊，整肃党员、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和作风，焕发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推动祖国建设大业。那时他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胜利，实在鼓舞人心，使我十分振奋，更使我下定决心，在这场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中，把自己改造过来。”他还在写给子女的信中说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什么时候才能烧到我卷的身上”，期望能在运动中得到洗礼和进步。
一次厂里召开党委扩大会，休息时习仲勋和厂《矿机报》的负责人有过一段简短的谈话，很能说明他是从有利改进工作的积极意义去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他说：“这是一场文化方面的大革命，谁也没经历过，既然是一场革命，那就要革去旧的东西，树立新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怕，在精神和思想上要做好各种准备，积极投入到这场大革命中去。对于群众在大字报中提出的意见要持正确态度。这和我们过去延安整风一样，也像毛主席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文化大革命业是一场群众运动，群众运动起来了是好事，要支持，要正确对待，不能泼冷水，更不能有敌对情绪。”
但是，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并没有像习仲勋想象的那样，大量的事实使他对这场运动产生了怀疑，认识也开始发生变化。他看到社会上一些人以“破四旧”为名，把商店许多烟、酒、衣物当街焚毁时，忧虑地说，这怎么能行呢?商品是国家、人民的财产，烧了多可惜呀!他还告诉厂里领导说：“你们向上面反映反映，这样搞怎么说也不是革命行为。”八月，他看到红卫兵随意给一些人挂牌上街游行时说： “运动搞得过火了，这样下去会搞乱的。”他还出面劝过一些年轻人说，搞文化革命不要损坏国家财产，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不料这些人不仅不听劝阻，还声言这是“革命行动”，指责他“多管闲事”，有的还要查他的身份，批斗他。
习仲勋非常关心“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时常上街看大字报，听群众的议论。一次，他看到大字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共青团中央的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时，他对身边的人和许多工人群众说：“这样随意点名批判中央领导同志是不妥当的。胡耀邦等同志，我了解，他们都不是坏人。”
有人问邓拓是不是叛徒，他回答说：“邓拓过去在晋察冀搞报纸工作，解放后在人民日报社当副社长、副总编辑，坐过监狱，我没有听说有叛变行为。”又有人追问邓拓的根子是不是彭真，习仲勋肯定地回答说：“不会是。一九五九年研究邓拓工作时，我参加了，在北京经常见面。”
在此期间，洛阳矿山机器厂党委政治部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号召，要求全厂职工以焦裕禄为榜样，为建设大庆式的洛阳矿山机器厂而奋斗。焦裕禄曾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过八年，在厂里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习仲勋认为，在当时社会秩序日益混乱，工厂生产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大力提倡焦裕禄精神是非常适时的。习仲勋无论是在车间劳动还是开会，或与大家闲聊，都大力宣传焦裕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要职工群众坚守生产岗位，排除无政府主义思潮干扰，当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
十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批判了所谓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开始流行，无政府主义狂潮泛滥。大权在握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始终没有忘记诋毁习仲勋，多次在不同场合诬蔑他，说小说《刘志丹》反党，为高岗翻案，大肆煽风点火。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洛阳的学生和职工群众也相继卷人，纷纷成立红卫兵、战斗队等造反组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揭批、揪斗现象随处可见。洛阳矿山机器厂尽管没有出现大的动乱，但厂区也贴满了大字报，不时召开批判会、辩论会。此时，关于习仲勋“反党罪行”的流言蜚语，也传得沸沸扬扬。【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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