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习仲勋除了开会、学习和阅读文件外，很少到厂部办公。他分管的安全技术科和动力生产科有事时，常常找到车问和他商谈。他目睹工厂生产日渐滑坡，工人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的情况，愈来愈感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样正确和有序，而是无政府主义日益泛滥，社会明显陷入动乱，一时陷人费解和迷惑之中。特别是听到有人把小说《刘志丹》与“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时，他又一次陷人了深思。
十二月，洛阳矿山机器厂党委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洛阳矿山机器厂“文化大革命”开始，领导干部被造反派任意戴高帽子游街，人身权利受到侵犯，工厂生产处于停顿状态。对此，习仲勋表现出“缄默”的态度，但内心却十分焦虑不安。他一改往日工作生活的习惯，几乎足不出户，不接待来访，不发表评论。由真诚的拥护到困惑怀疑，再到保持“缄默”，反映出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改变。他以冷静理智的观察和思考，关注着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
习仲勋在洛阳矿山机器厂挂职锻炼共一年零二十七天。在半年后尽管遇到“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对这段经历的记忆却是深刻的。一九八六年四月，他撰写了《我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一年》，反映出他对这段劳动锻炼的态度和收获：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到洛矿担任副厂长，大约一个年头，尽管时间不长，这里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回忆起来，犹感振奋不已。我在洛矿的一年，也是我在生活征途中度过的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我要时刻珍惜它，藉以砥砺自己。
我在洛矿的一年，实际上是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我走出厂部，直接下到车间，与工人在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与工程师、技术员打交道，学习求教，这使我的眼界大开，增长了许多工业生产和管理方面的知识。同时，我在工人师傅的帮助指导下，还学会掌握了一些具体的操作技术，用自己的双手参加产品的组装。通过与工人的共同劳动和交往，更使我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他们维护团结，遵守纪律，热情豪爽，坦率真诚，说实话，干实事，肯钻研，讲效率。他们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是他们给我上了必要的一课。
洛矿自建厂以来，在各级领导和全体职工的努力下，积极发挥了大型骨干企业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所以如此，关键在这个厂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同心同德，团结合作，工作做得扎实而有成效。我突出地感到有几点：一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除了政工干部的努力外，主要依靠工人自己来教育自己，管理自己。二是既抓生产，又抓安全，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三是积极办好技工学校和业余学校，大力培训技工人才。四是抓好集体福利工作，活跃群众文化。现在尽管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与过去不同，但是上述的基本经验还是需要好好总结提高，并把它推广运用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日月之中。
■身陷囹圄
一九六七年新年伊始，中国的政治气候持续升温，“文化大革命”发生急剧变化，席卷全国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整个社会更加动荡和无序。
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以格外引人注目的措词，向全国传达了非同寻常的信号：“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是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刊登了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长篇文章，三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公开点名批判周扬和小说《刘志丹》，不点名地诬陷习仲勋等，说周扬“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他亲自接见写这本书的反党分子，亲自审阅了这部小说，称赞这本书‘做了一个模范’、‘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企图假借这部小说，洗刷高岗的反党罪恶，篡改党史，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正确结论。”文章旧事重提，又一次把未出版的小说《刘志丹》拿出来作为“罪证”，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把毛泽东“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的话用来说明所谓“斗争”的严重性。之后，上海掀起“一月风暴”，造反派向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夺权，以“全面夺权”为标志的政治风暴迅速在全国刮起。
一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公然发表攻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的言论，蛊惑群众，一夜之间，“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标语贴满北京的大街小巷。六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编造刘少奇女儿出车祸的谎言，将刘少奇、王光美夫妇骗出中南海，由于警卫保护，刘少奇得以脱身，王光美则在清华大学受到批斗。随后，大批红卫兵和造反派在中南海门前集会，发表演说，呼喊口号，散发传单，刷写标语，要求“揪出”和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早已被贬职的习仲勋也在劫难逃。
一月四日晚，喧闹了一天的洛阳矿山机器厂逐渐平静下来。当大多数人家熄灯就寝时，习仲勋宿舍的灯还亮着，他尚未休息，正在读书学习。十一点时，一帮人突然猛敲习仲勋宿舍的房门。秘书范民新刚打开门，十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就一拥而进，冲到习仲勋面前。面对不速之客，习仲勋先是一愣，但马上镇静下来。一个领头的指着习仲勋声色俱厉地说：我们是西北大学的红卫兵，你是“反党野心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在西北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要把你揪回西安批斗。你要向西北人民低头认罪。原来，这些人是西北大学“文化大革命临时委员会”的红卫兵，专程来洛阳揪习仲勋回西安批斗，以壮大自己组织的声势。此时，习仲勋意识到问题复杂了，预感将会失去人身自由，等待他的可能是更大的磨难。但对去陕西，他不安的心情还有几分慰藉。毕竟他在那里生活工作过三十九个春秋，那里又是养育他的桑梓之地，有许多战争年代生死相依的战友和群众。习仲勋几十年后对子女说：“那时西安的造反派批斗我，我要是往照金或武字区、心字区等地一跑，他们就会找不到我的。那里的老百姓和我们是鱼水相依呀!”
习仲勋对来人说：“能否向厂里汇报一下，做些准备，天明再走?”红卫兵蛮横地说：“现在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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