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七日晚，习仲勋在楼下一个工人家里，通过收音机收听到天安门发生了所谓的“反革命事件”，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他顿时控制不住情绪，猛地起身拍桌子说：“胡说，简直是胡说，人民悼念总理有什么错?邓小平这个人我了解，毛主席都说他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唉，中央又发生了什么事?”他像是在问别人，又好像是在问自己，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十月六日，在北京发生了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一消息，习仲勋最早是从女儿桥桥由北京写给他的信中知道的，当时这件事还没有公开，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接到信的第二天便将这一特大喜讯告诉与他同去洗澡的一位工人： “女儿给我来信了，有大事，你看看。”这位工人对看别人的家信一时感到为难，习仲勋便催着说：“叫你看，你就看。中央把‘四人帮’逮起来了。不过你先不要外传，中央很快会公布的。”【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十月十四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诸于世，人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次日，习仲勋致信华国锋，热烈祝贺中巾一举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他在信中表示：“决心养好身体，更好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紧团结在，托中央的周围，无条件地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把余生全部贡献给党，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信尾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
十月二十二日，洛阳市党政军民四十万人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那天晚上，很少动手做饭的习仲勋亲自操刀掌勺和大家一块儿做了一桌饭菜，请来了邻居、朋友共同分享
从这一刻起，习仲勋像变了个人似的，更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厂里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生产建设。洛阳耐火材料厂要召开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运输科一位职工担心自己的批判稿写不好，习仲勋知道后鼓励说：我来帮你修改，应该深揭、狠批这些人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其影响。他接过稿子，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包括改正错别字。当他看到稿中将粉碎“四人帮”，为民平愤的“愤”字写成“奋”字的时候，迅即改过来，解释说“愤”是愤怒的意思，“奋”是奋斗、勤奋的意思，虽然音同，但义不同，不能混用。这位工人至今一直珍藏着习仲勋精心修改过的这篇批判稿。
■走出苦难
“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粉碎，使中国又一次走出了苦难，历史航船沿着正确航道前进了。习仲勋和亿万人民群众一样由衷地希望饱受动乱之苦的国家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和生活秩序，当然也渴望自己的问题能尽快得到解决。
十年动乱，中国积累的问题太多了，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就是平反“文化大革命”制造的冤假错案，为无辜受迫害的干部恢复工作。
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云在书面讲话中提出：应该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并为天安门事件和其他重大冤假错案平反，王震在会上也提出同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客观冷静地思考过去的辉煌和失误，以极大的勇气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长期被封锁的思想政治和理论禁区开始突破。习仲勋在得知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后，心情极为兴奋。这时有人建议他向中央申诉，但他却想得更远，在和别人谈话中说：现在中央的任务重呀，要清查“四人帮”的帮派势力，重建党组织的正常生活秩序，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重建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统一战线、经济工作和文化事业等都有很多事要做。这些工作都非常迫切，我个人的事情还顾不上，但相信中央总是会解决的。
这时，家人和亲友也纷纷到洛阳看望习仲勋，劝他“赶紧快到北京，向中央申诉自己的问题”。习仲勋说：“我相信党中央会弄清我的问题的。你要我去北京活动，买上一张火车票，去讨饭，这样合适吗?我才不呢。”
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决定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恢复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同时决定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清理。当全会公报通过电波传向全国时，正在收听广播的习仲勋兴奋地对周围的工人连声说道：“邓小平是人才，难得的人才，我们国家有希望了。”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上下要求邓小平出来的呼声很高，当时有人问习仲勋对邓小平的看法，他毫无忌讳地回答说：毛主席早有定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一九七四年初西沙群岛军民对南越军队侵犯我领海、领空，强占我岛屿，打死打伤我渔民的自卫还击作战，就是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决定进行的，这一仗打得好，捍卫了国家主权。习仲勋在“两个凡是”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时，就直抒胸臆，道出人们心中的共同愿望，说明习仲勋坚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也表明了他对邓小平的敬慕之情。在以后的二十年里，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以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胆略和才干，坚持改革开放，把中国不断引向繁荣和进步的事实，使洛阳耐火材料厂的人们体会到了习仲勋当时的话是多么深刻和有远见。
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总结了同“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的经历，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修改了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十九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这时，习仲勋感到自己向中央陈述问题的时机到了，便于二十二日分别致信邓小平、胡耀邦和王震，讲述自己在 “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特别是被监护以后的情况，对自己的问题提出申诉，请求党中央认真审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早日恢复组织生活。二十四日，习仲勋又致信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并党中央，热烈祝贺中共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召开，再次请求中央查清自己的问题，表示“一切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并说：“我今年六十四岁、余年不多了，但我的身体已近康复，还可以为党做点儿事情”，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再为党做些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粉碎“四人帮”快一年了，但习仲勋问题还未解决。这不免使家人十分着急。齐心在女儿桥桥的陪同下找到王震，询问对习仲勋致信的处理情况。王震这时刚刚做过手术，正在住院治疗，热情接待了她们，并表示很快将情况向中央反映，督促问题尽快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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