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特区离陕西县城并不遥远，但是由于交通不便，习仲勋当时还不知道西安事变的发生。这时他正深入乡村农户，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恢复和扩大关中苏区。然而周围出现的一些特别现象也引起他的注意：当地一些国民党驻军一声不响地撤走了。时而也听到从西安方向传来的枪声和飞机的轰鸣声。他意识到形势发生变化，但是到西安事变发生的确实消息和中共中央关于事变政策的传达，已经是十多天以后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集结于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地区，准备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迎击国民党亲日派可能发动的进攻。以彭德怀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的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进驻陕西省泾阳县云阳地区。
红军主力南下关中地区，给处于艰难环境中的习仲勋和关中特委的同志带来了喜悦和信心。他们认为发展苏区的大好时期到了，应当加紧向国民党统治区拓展工作，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搜集枪支，抓捕豪绅恶霸，瓦解国民党政权。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当时他们对于友区、友军的观念是模糊的，还缺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准备。一天，习仲勋接到从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传来的信息，彭德怀要约见关中特委的同志并传达中央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张策曾撰文回忆这一情节说：“我和习仲勋同志去安吴堡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见到了彭德怀同志。他提醒我们要注意尊重友区友军。我们接受了彭总得指示，理清了自己的模糊观念。然后习仲勋同志回特委，决定我留在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待命。”
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党中央重大政治方针的转变，为地方党的工作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中特委也同样面临新的斗争和任务，身为特委书记的习仲勋不能不由此引发更多的思考。他同特委的同志一起分析关中形势说：“我们大部分区乡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了解不正确，一方面认识不足，以为革命成功了，忽视统一战线中的斗争一面;另一方面则对统战对象仍怀着阶级仇恨，不愿做统战工作，不与友方联合。”他进而指出：“国内和平统一了，党的工作因该是：第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第二，整理内部组织;第三，扩大红军，加强整训;第四，大量发展党的组织。”习仲勋对形势和任务的意见得到了特委同志的一致赞同。关中特委即从建立和扩大统一战线中心，重点开展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苏区与友区的区域谈判。当时在关中苏区以东为梢林，以西及西南均为统一战线区，苏区之内还有小块的统一战线区。所辖四县：新宁县苏区占全县五分之四，新正苏区占五分之三和耀县一角，赤水县包括旬邑、淳化个一部分和彬县一小块地方。人口约五万多，完全是农村。而这些地方只要市镇则在友区，关中苏区绝大部分县是西安事变后恢复的地区，友军虽然撤退，各县行政机关仍然存在，为了使苏区与友军保持和平共处，双方行政系统互不干涉，减少以致避免发生纷争，因而及时划定苏区和友区行政区域就显得较为迫切和必要。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中共陕西省委、陕甘省抗日救国政府作出《关于苏区与邻近各县友区行政关系之原则》的决定，作为苏区政府与友区各县政府交涉个根据。决定指出，除关中各县由关中各县特区负责外，其他各县由省抗日救国政府直接派代表(或帮助各县政府)进行。以习仲勋为书记的关中特委迅速贯彻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精神，使划界工作取得很大的进展。
为了保证新正县划界谈判顺利进行，根据“当时关中四个县，赤水、新宁、淳耀三县划分了，新正县没有划清”的实际情况，习仲勋指示时任新宁县委书记的郭延藩为首席谈判代表，关中特委秘书长再泉协助，与国民党甘肃省正宁县县长朱门在该县城山河镇谈判。驻防正宁县的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邓华作为评判代表参加了谈判。在维护抗日大局、有利国共合作、避免纷争的前提下。划定了苏区和友区的行政区域界限。
区域划界解决了特区统一战线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过去到友区筹捐筹款、把游击队拉到友区活动等问题得到了纠正，苏区与友区的关系日趋正常和密切。中共关中特委还在友区淳化、旬邑设立了两个红军募补处，主要从事党的地方工作。
二、争取民团。由于长期的游击战争，大多数国民党地方民团和党领导的游击队结怨较深。但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经过习仲勋和关中特委其他同志艰苦细致的工作，是一些过去有统战关系的民团进一步与特区政权靠近。如宁县的刘铁山、宜君的沙秉炎，与关中特区武装订立了互不侵犯的条约。大多数民团团丁发生动摇，或表示要抗日，或表示要扔枪不干。赤水县的土桥民团团总令去打抗日救国会，团丁不但不执行命令反而携枪投奔了苏区。为了做好民团工作，关中特委采取的对策是：(一)停止让民团哗变的办法，确定民团留在友区行政机关指挥之下，争取民团在政治上变成抗日队伍，而不强求名义上的改变。对于已有觉悟的团丁，教育他们留在民团内工作，指导他们采取恰当的工作方式和斗争策略。(二)对民团上层分子即使没有诚意，但只要有抗日表示，也要利用，还可以在给养、防地等方面予以让步和帮助。(三)发动民团驻地的群众和党组织去参加争取民团的工作。四、通过红军的政治机关帮助县长办理民团训练搬班，开展民团中的政治教育工作。
三、加强对友区的群众工作。关中各县根据西安事变后党的工作纲领，虽然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但多数只有徒有空名。城镇工人附属于商人的抗日救国会，乡村中联保主任和保甲长兼救国会主任，而真正的群众抗日救国会并没有建立了起来。据此，中共关中特委提出的策略是：首先，利用这些空头组织名义，组织起各业各界救国会与下层的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然后民主选举全县总机关，并将国民党县长选举到委员会中来，淳化县首先采取了这一形式，推动了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其次，利用旧政权组织与救国会合一的形式，先争取群众一般的民主自由，随着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的曾长，进而以救国会控制保甲或代替保甲政权。再次，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允许富农参加，即使某些地主豪绅分子，如果赞成赞成抗日救国也可以加入抗日组织，以实现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四，关中特区四县的抗日救国会与友区合并起来，建立统一的抗日救国联合团体。第五，改善群众生活，克服工作方法上“左”，加强党组织工作，发挥组织在群众斗争中的核心作用。
习仲勋好十分重视关中特区的少数民族工作。新正县龙嘴子、孟家河、西渠一带是回汉民族杂居地区。习仲勋主张回汉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回民民族习惯，积极发动和引导回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九四0年三月下旬，关中回民抗日救国分会在新正县胡家湾成立，习仲勋到会并发表讲话。他高度评价回民群众为抗日工作所作的贡献，鼓励回民抗日救国分会进一步搞好民族团结，为抗日救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习仲勋还特意让关中剧团为救国会演出，以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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