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习仲勋在回忆毛泽东缔造抗日民主根据地斗争历史时，曾这样阐述关中特委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
“根据中央九月会议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支武装队伍，都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有个国民党的县长同我们有老关系，我们也同他建立了联系。在四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了一股顽固的地主武装反对我们以外，其余的都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支弹药。”
习仲勋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后，党中央、毛主席十分注意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建设。首先纠正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领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的错误，克服了当时边区党委的某些领导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粉碎了国民党的摩擦、蚕食等破坏阴谋，使根据地日益巩固。同时还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由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延安成为革命的大本营和闻名中外的革命圣地。”
●罗迈的到来
在恢复关中苏区的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习仲勋的生活中出现了两件事，给他带了精神的愉悦和心理上的慰藉。
一九三六年十月，他的长女在党中央驻地的保安县马锡五家中的一孔窑洞内出生。一个多月后，这个婴儿在党的地下交通员的背篓中穿过层层封锁线，来到父亲身边。初为人夫的习仲勋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常常抱起襁褓中的女儿，目光中饱含着深情和慈爱。此时正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实现，置身于民族解决战争之中的习仲勋，寓意深远地给女儿取名“和平”，把人间一个美好的希冀寄托于自己的下一代身上。
另一件事是：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习仲勋在关关中特委驻地的淳耀县桃渠河，迎来了一位堪称“诚挚热情，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大家亲切地称他“罗迈同志”。
罗迈，即李维汉，湖南省上沙人。五四运动前即于毛泽东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一九二二年六月与周恩来等共同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四届中央执委、五届中央政治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共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城工部部长等职。一九四八年底任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次任期达十七年之久，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上成就卓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一九八四年八年在北京逝世。【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李维汉赴关中特区，是他担任新成立的陕甘省委书记之后受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的嘱托而来的。此间，习仲勋得知陕甘省委即将成立，曾请求中央指示新的省委对关中特委实施直接领导。据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洛浦致周恩来、博古电称：“关中特委习仲勋要求指示，望省委急速与之发生直接关系。最近他们派了交通员来中央。在陕西省委未接收前，他们为新成立的陕甘省委指挥。”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大会，正式决定成立中央陕甘省委，李维汉为书记，张邦英、习仲勋等十三人为委员，以加强关中特委的领导力量，发动西安四周农村的群众，并把他们武装起来。如内战再起，即利用机会把苏区向南退进。为此，一月三日中央特别电示彭德怀、任弼时等人：“关中区划归陕甘省委管辖。陕甘省委注意向同心城、固原、还原、西峰、正宁、环县发展，与关中地区发生关系。”同日，张闻天又致电周恩来、博古：“中央决定组织陕甘省(委)，以罗迈为书记(他明日动身)，并决定经陕甘省到关中，加强关中特委的领导。请从关中动员一百个以上的革命学生，给他们分配群众工作。渭北各县群众运动的开展，对配合西安方面有极大的意义。但决不应减弱陕甘省委对关中及渭北各县工作的注意。”
李维汉在关中特委工作了近两个月时间，直至三月中旬决定陕甘省委结束才离开。当时，他刚过不惑之年。在这里他以严谨求实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的经验指导了关中特委工作。他身体力行，言行身教，给关中特区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习仲勋每当面对这位年长自己十七岁、身材魁梧、面额宽阔的忠厚长者时，一种发自你内心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李维汉在关中期间，习仲勋多次主持特委开会汇报、交流、讨论关中以及周围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和统一战线工作。在李维汉的具体指导下，特委对关中地区的许多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特委开会讨论认为，关中环境在西安事变后起了根本变化，以前的游击战争环境结束了，而变为国内的平的局面。关中地区党的工作的总方针应当是：(一)扩大统一战线工作，为和平而斗争。(二)把刚从游击战中跳出来的苏区变成巩固抗日根据地。特委还认为，关中党组织在新的环境下，不但要提出新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而在新的策略和工作方式上都要重新审查与改变。
西安事变虽然得到和平解决，但国内和平的局面还是很不稳定。为了防止突发事变，习仲勋积极协助李维汉与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政治部一起商定了应付时局变化、将苏区向南发展的计划。同时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系列主张，切实解决干部群众中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当时许多干部群众对释放蒋介石的做法特别不理解，说：蒋介石十年内战杀了我们都少党员，欠下人民多少血债，既然把这个人民公敌抓住了，为什么不杀还要放?昨天欺压老百姓的国民党政权、发动武装一夜之间就成了友区、友军?李维汉这些思想反映，利用各种场合耐心细致地做解释工作。他说：抓蒋是为人族大计，放蒋也还是为了抗日大局嘛!要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不放蒋介石，抗日问题咋解决?统一战线怎么形成?如果不实现国共合作，不联合各种力量，包括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和武装共同战争，民族解放的大业单靠一个政党是难以完成的、李维汉入情入理的话语，如春风化雨，使笼罩在关中特区军民心头的迷雾逐渐消散。
一天，李维汉见到了正在吃奶的习仲勋的女儿和平，目光顿时为之一亮，人间一种最本能。最纯洁、最伟大的父爱在他的心头涌动。这时他想起了与小和平同龄的儿子及众多孩子也生活在随军转移的艰苦环境之中。随之他又考虑到他们的父辈们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所面临的严酷现实，不得不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做出妥当的安排。他关切而诚恳地对习仲勋说：要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抚养。现在我们还处于战争中，随时可能要打仗，要转移，为了他们的未来，暂时还是离开父母好。习仲勋接受了李维汉的意见，便把女儿送到耀县杨家河，托付关中特委秘书杨再泉的兄嫂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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