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无戏可演，在家中休身养息了。入川八年来。白杨还真难得有这样的闲隙。
在这稍得宽余的日子里，白杨回想起了自己的影剧生涯。从1931年进演员养成所至今，已有14年了。十四年来，马不停蹄地排戏、演戏，究竟排演了多少，还没有来得及计算过，总结过，是该好好回顾一下了。她想了想，展纸握笔整理起来。
白杨粗粗整理罗列了一下，参加演出与主演的影片计有八部，话剧有四十五部。
这五十多个影剧，五十多个角色，凝结着白杨多少青春的热血、泪水和汗水，在探寻、求索的征途中，又遇到了多少艰难险阻以至魑魅魍魉。十四年来，真是艰苦卓绝，筚路蓝缕，感慨万分。
白杨禁不住这样挥笔写下自己内心的感受：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日感言
所演过的这四十(五十)余出戏，虽然有的是独幕剧，但不论其轻重，在每个角色上面，我都曾洒下了心血。尽管有些戏上演的年月日和地点场所甚至连角色的名字我都模糊无法追忆，可是当时自己在舞台上的影子和孕育每个角色时那种痛苦心情，现在还能清楚地感觉到。说起痛苦的心情，现在想起来那些演过的戏，留给我的回忆多是痛苦的!有何可贺的欢愉?
算一算走上演戏这条路有十多年了，时间不算短，可是吃了不少苦。怎么进入角色?一个人孤零零地摸索着，没有书本的教诲，没有良师的引导，没有好伙伴的帮助，好像一个要学步的孩儿，没人管她，而她必须应该走路的时候，只凭一股勇气走起来，怎么走得稳呢?又走向哪里呢?她全茫然。前面本是一条平坦的大道，而她摸索着误入歧路，她就陷入苦恼中……在崎岖的小道上不知跌了多少跟斗，有石头碰痛了骨头，也有荆棘刺破了血!走了快十年了，已经遍体鳞伤，暗地里哭了不少回，可是她并没灰心。就凭着将近十年的痛苦经验和一颗赤诚倔强的心，终于她看到大路的边沿了。
在大道上走多舒服，多省劲，又多轻快啊!但回头看看走过的那条小路所遭遇的痛苦，自然不寒而栗!对那些曾赐我甘露以解渴，野果以充饥的，我仍怀着感激;对那些刺我的荆棘，和阻拦我行路的乱石，我仍禁不住要忿恨。不过，这不能怪它们，谁叫我碰着它们呢?它们本身就是坏东西。惹不得的，应该离开它们远远的，或者除掉它们。
对于那些初初干戏的年轻人，我现在总怀着关切的心情，总愿给他们一点温暖和帮助。我就怕他们多浪费时间和精力，走小路拐弯抹角兜圈子，那真痛苦，想想多可怕。
这篇近千字的“感言”，是白杨十四年影剧生涯的真实写照，是真情实感的宣泄。
却说光阴荏苒，转眼已是1945年8月份了。这天晚上，窗外猝然爆发出一片巨响，这是什么声音?那样排山倒海、震天撼地、激昂澎湃。
刚动了阑尾手术的白杨，捂着还未拆线的伤口，支撑起虚弱的身躯，侧耳静听，窗外传来的是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
“日寇投降了!”
“中国胜利了!胜利了!”
中华八年离乱，万家墨面;八年抗战，筚路蓝缕。
日寇烧杀抢掠，血债累累;八年逞凶，一朝覆亡。
可是，谁料想，胜利的阳光刚刚照临祖国的山河，内战的阴云又漫上天空。对于文化事业，“四大家族”独占了一切电影机构及其全部物资，还多方对我进步电影工作者加以排斥与控制。
为了在上海建立共产党的电影阵地，周恩来指示阳翰笙出面会同蔡楚生、史东山、郑君里、孟君谋及制片人夏云湖等，回到上海，在“联华”旧址以“联华影艺社”名义筹建昆仑影片公司，并筹拍一部深刻地暴露现实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特请白杨参加主演。
正在这时，北平的“中电”三厂的沈浮一再来信来电，特邀白杨去拍摄他编导的《圣城记》《八千里路云和月》导演史东山只好同意白杨临时前往应急;但要求她一个月内拍完《圣城记》，即从北平赶回上海开拍《八千里路云和月》。
到达北平后，白杨即请编导沈浮把她的镜头赶了赶，力争如期拍完。在北平赶拍《圣城记》期间，白杨见到了周扬同志，并通过他与分别多年的大姐杨沫取得了联系。
对这段往事，杨沫这样纪实道：
白杨到北平拍《圣城记》时，经过在北平军调部工作的周扬，找到了正在党解放了的张家口工作的我，中断了八年的姐妹关系终干联系上了。我写信向她叙说我在党领导下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如何愉快地工作，如何打游击，希望妹妹能到解放区来。她回信告诉我，因要赶拍《八千里路云和月》去上海。从此又断了联系，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后.我们姐妹才在北京重逢，此时已有十二年没有见面了。
就这样，白杨在北平赶拍完《圣城记》，未及与久别的姐姐见上一面，即返回上海，向《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编导史东山报到。
史东山，这位涉足影坛、剧坛二十多年的电影编导和戏剧导演，谈起编导《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意图，他感慨万端对白杨说：
“胜利以来的种种现象，使我感到无比的伤痛。”
白杨自然也有同感：
“看到民不聊生，不少同仁失去了工作的机会，过着贫病交迫的生活，心里很不是滋味。”
拍摄工作很快就开始了，这是“昆仑”成立后开拍的第一部影片，白手起家，条件很差，一切设备因陋就简。但是，摄制组成员紧紧团聚在一起，谁都不叫苦叫累。
摄制工作有条不紊，白杨很快进入了角色：
就读某大学的女学生江玲玉(白杨饰)，只身寄居在上海姨母家中。“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她看到许多热血青年走出学校，相继抛弃温暖的家庭，奔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江玲玉也激于民族义愤，冲破了姨父母和表兄周家荣的阻挠，毅然参加了上海影剧界组织的救亡演剧队，登车踏上了征程。
演剧队陷入敌军重围，扮成庄稼人的演剧队长周峰，率同江玲玉、高礼彬(陶金饰)及琬芳、小赵、小侯等，从村里逃出。雨声中突然袭来枪声，敌人追来了。
江玲玉等纵身跳过一道断墙，藏身墙下。可往另一处跑的小赵被敌人击中两枪，猝然倒下了。大伙围拢过去时，小赵已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喃喃地说：“告诉我的爸、妈，他们也算是抗战阵亡将士的家属了。”
江玲玉和青年音乐家高礼彬随演剧队辗转各地，同甘共苦，你帮我助，一起学戏，一起读书，互相勉励，逐渐产生了爱情。经长途跋涉，千辛万苦，大伙一同到达了重庆。
高礼彬因劳累过甚，营养不良，病倒了，然而，甜蜜的爱情使玲玉与礼彬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之中。
不想，玲玉的表兄周家荣也来到了重庆，他假借“公务”名义，大做投机生意，用金钱向玲玉追求诱惑，玲玉毫不动心，婉言拒绝。
不久，日本投降了，在庆祝胜利的狂欢中，玲玉与礼彬举行了婚礼。此刻，周家荣又来了，他俨然以接收大员的身份，飞到上海“接收”去了。而为八年抗战流血、流汗演剧队，经过重重困难，好不容易乘大木船去“复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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