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来于初夜时，默然而过。于中夜分，安慰大众，令生欢喜。
至后夜已，唤五跋陀罗而告之言：汝等应知，出家之人有二种障。
何等为二?一者心着欲境而不能离。是下劣人无识凡愚，非圣所行，不应道理，非解脱因，非离欲因，非神通因，非成佛因，非涅盘因。二者不正思维，自苦其身而求出离。过现未来皆受苦报。
比丘!汝等当舍如是两边。我今为汝说于中道。汝应谛听，常勤修习。何为中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如是八法名为中道。
佛告诸比丘：有四圣谛。何等为四?所谓苦谛、苦集谛、苦灭谛、证苦灭道谛。比丘!何等名为苦圣谛?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盛蕴苦，如是名为苦圣谛。何等名为苦集圣谛?所谓爱取有，喜与贪俱，悕求圣乐。如是名为苦集圣谛。何等名为苦灭圣谛?所谓爱取有，喜与贪俱，悕求圣乐，尽此一切。如是名为苦灭圣谛。何等名为证苦灭圣谛?即八圣道，所谓正见，乃至正定。此即名为证苦灭圣道谛!
初转法轮的内容，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后来初期佛教教义被归纳成三句话，称之为“三相”或者“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释迦牟尼首转法轮，这三个法印几乎都包括在里面了。其中的“诸法无我”，是佛教重要教义，是佛教与婆罗门教斗争的重要武器。“无我”，梵文叫ah tman，意思是所谓“我”(tman)是并不存在的，它是由初转法轮中讲到的五盛蕴(色、受、想、行、识)组成的，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没有实体。这是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到的真理。佛教僧侣以及居士，如果想悟到什么东西，他们首先必须悟到“无我”。事实上中国人确已悟到“无我”了，比如徐增《唐诗解读》卷五说：“行到水穷处，去不得处，我亦便止，倘有云起，我便坐而看云起，坐久当还，偶值林叟，便与谈论山间水边之事。相与留连，则不能以定还期矣。于佛法看来，总是无我，行无所事。行到是大死，坐起是得活，偶然是任运，此真好道人行履，谓之好道不虚也。”这是徐增对王维《终南别业》那一首着名的诗的解释。我认为是抓住了要领的。
总之。我认为，要讲“悟”到什么，首先要悟到“无我”。
第17章 做诗与参禅(2)
但是，仅仅悟到这个程度，还是很不够的。佛教从小乘开始，随着社会的前进，逐渐向大乘过渡。大乘最根本的教条，从信仰上来说，是菩萨思想，要广度众生，比起声闻乘来，要广大得多了。在教义方面，这表现在最早出现的《般若经》中。《般若经》的主要思想是：法无自性，即所谓法空的思想。“空”，梵文原文是ūnya，意思是“空虚”。许多大乘的重要经典，如《法华》、《华严》等等，其主要思想都是建立在般若基础上的。所谓“般若性空”者即是。我在这里没有可能详细介绍大乘中观派、瑜伽行派的共同点和不同之点。不管是所谓“空宗”，还是所谓“有宗”，其根本教义都是讲空。中观派讲空讲得过了头，连“佛性”“真如”等等都想空掉。这动摇了大乘的信仰基础，因此有宗就出来加以纠正或者补充。他们之间没有根本矛盾。
什么叫“空”呢?《中论》第二十四品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
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法”，指的是事物。一切事物都是因缘生成，本身是不存在的，所以称之为空。佛家这一套烦琐哲学，同我现在要讨论的东西，没有多么重要的关系，姑且置而不论。
总之，要讲悟，悟到了“无我”，还不够，必须再提高一步，要悟到“空”。
我在上面回答了我提出来的两个问题：什么叫“悟”?“悟”到了什么东西?“悟”，同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得真理，是一脉相承的。悟得的东西低层次的是“无我”，高层次的是“空”。禅宗的思想基础是大乘空宗。因此悟空对中国禅僧和禅学诗人，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禅宗的几个祖师爷所悟得的，也就是这个空。我从五祖弘忍和六祖慧能谈起。我现在根据《坛经》把他们两人一段公案简略地介绍一下。
(六)上座神秀题偈：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七)五祖念了偈以后，对神秀说：“汝作此偈，见即未到，只到门前，尚未得人。”对他是不够满意的。
(八)慧能是不识字的，也作了一偈，请一解书人题在壁上：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五祖认为慧能悟道，便把衣钵传给了他，并且说：“法以心传心，当令自悟。”神秀和慧能的两偈，其区别一看便知：神秀悟空悟得不够。
“无我”的思想，“空”的思想，一旦渗入中国的诗歌创作，便产生了禅与诗密不可分的关系。禅与诗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相互起作用的。正如元好问在《赠嵩山隽侍者学诗》中所说的：“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
四、禅与中国山水诗
禅与诗的密切联系首先或者主要表现在山水诗上。
为什么会产生山水诗呢?(我觉得，山水画的出现也与此有关。)悟“无我”或者悟“空”，最好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主观条件，指的是心灵中的悟解;一个是客观条件，指的是适当的自然环境，以远离尘嚣的山林为最理想。身处闹市也不是不可以静悟。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是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人。他也许有自己的一套修养方法，这里暂且不谈。佛家的禅僧或者接受参禅思想的诗人，据我的观察，有一套不同的办法。他们往往遁入深山野林最寂静，不受尘世干扰的地方去静悟。中国古诗说：“天下名山僧占多”，正表示了这种情况。但是，佛教初入中国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传说是中国最早的佛寺白马寺，建筑在洛阳城外，并不在山中。
后来仍然有在城市中建庙的习惯，《洛阳伽蓝记》中记述的寺院，几乎都在城内。一直到了唐代，长安城中的寺院还是很不少的。此风流传，至清不衰。可见佛寺并非一定要建在山上。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可能从晋代起，山林中建庙的风气就开始了。从此就开始了名山与名刹互相辉映的局面。中国的禅宗初祖达摩于梁武帝时期(6世纪前半)来华以后，在洛阳他不住在白马寺，而住在嵩山中的少林寺，可以透露个中消息。
既然讲到达摩，我索性把达摩的禅法以及大小乘禅法的区别也简略地介绍一下，以利于对中国禅宗的了解。禅，在印度有其根源，梵文是dhyna，巴利文是jhha，音译为“禅”，原意是“冥想”，英文叫meditation。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传到中国来以后，汉末安世高的禅法属于小乘，与属于大乘的禅宗的禅法完全不同。小乘禅法有所谓色界四禅和无色界八定之说。“四禅”指的是静坐冥想时精神统一的四个阶段，梵文称之为dhyna-catust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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