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一切都变了。让我最高兴的是，我又有了恣意歌颂春天的权利，歌颂学生学习的权利，歌颂一切美好的东西的权利，总之一句话，一个正常人的权利。
这个权利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舍弃，我那内心激荡的情绪也不允许我舍弃，我终于写成了《春归燕园》。
《春归燕园》是1978年深秋写成的。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但是全国的气氛已经有了更大的改变。凭我的直觉，我感到春天真正来临了。
可是眼前真正的季节却是深秋。姹紫嫣红的景象早已绝迹，连“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夏天都已经过去，眼里看到的是黄叶满山，身上感到的是西风劲吹，耳朵里听到的是长空雁唳。但是我心中却溢满了春意。我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自己。我有意再走一遍写《春满燕园》时走过的道路。我绕未名湖走了一周，看到男女大孩子们在黄叶林中，湖水岸边，认真地读着书，又能听到了琅琅的读书声，在湖光塔影中往复回荡。当年连湖光塔影也被贴上了荒谬绝伦的修正主义的标签，今天也恢复了名誉，显得更加美丽动人。我想到“四人帮”其性与人殊，凡是人间美好的东西，比如鲜花等等，他们都憎恨，有的简直令人难解。此时这一群丑类垮台了，人间又恢复了美好的面目。此时我心旷神怡，不但想到中国，而且想到世界;不但想到今天，而且想到未来，我走呀，走呀，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之慨。
我眼前的秋天一下子变为春天，“霜叶红于二月花”，大地春意盎然。我抑制不住，我要歌唱，我要高呼，我要跳跃，我要尽情地歌颂春天了。
我自己感觉到，写《春归燕园》时的激情要大大地超过写《春满燕园》时。其中道理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写《春满燕园》时，虽然已经尝了一点点苦头，但是总起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快乐大大超过苦恼。到了写《春归燕园》时，我可以说是已经饱经忧患，九死余生，突然又看到光明，看到阳关大道，其激情之昂扬，不是很自然的吗?
我在本文开始时，提出来的那几个问题，现在通过十几年我的两篇短文的命运，都完全得到了答复。我们喜欢写点东西的人大概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在酝酿阶段，自己大概都觉得文章一定会很好，左思右想，梦寐求之，心里思潮腾涌，越想越觉得美妙无穷，于是拿起笔来，把心里酝酿的东西写在纸上。在写的过程中，有的顺利，有的不顺利，有的甚至临时灵感一来，想到许多以前从没有想到的东西，所谓神来之笔，大概指的就是这个吧。有的却正相反，原来想得很好，写起来却疙里疙瘩，文思涩滞。这样的文章写完了以后，自己绝不会喜欢。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刚写完的文章，往往都觉得不错，有意放上几天之后，再拿出来一看，有的仍然觉得好，有的就觉得不怎么样。以上两篇文章都是属于当时自己觉得好的那一类。要问什么时候知道，我的答复是，一写出来就知道。写文章的人大概也都有这样的经验：
自己认为好的，读者也会认为是好的。换句话说，作者和读者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根据我的经验，恐怕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寸心之外，还有广大的人民之心，他们了解得更深刻、更细致、更客观、更可靠。
上面我虽然写了这样多，但我绝不是认为这两篇东西都是什么了不起的好文章。不说别人，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心里有一个文章的标准。我追求了一辈子这个标准，到现在还是没有达到。比如山色，远处看着很美妙，到了跟前，却仍然是平淡无奇。我虽已年过古稀，但追求的心不敢或弛。我希望我将来有朝一日能写出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
1986年7月29日于庐山
第30章 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想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心头就涌起一种温馨甜蜜的感觉。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有根源的，我这种感觉的根源大概就是“文学”二字吧。有作家才能有文学。谈到作家，我对“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句舶来品气味很浓的话，颇不怀好感。我自己的灵魂还没有治理好，哪里有本领和闲情逸致去关心别人的灵魂呢?
我从来不敢承认自己是什么作家。这样崇高的名称，我担当不起。可是天公偏又作美，或者是偏不作美，让我在中学时就遇上了几位极其优秀的国文教员：教文言文写作的是王崑玉先生，教白话文写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和胡也频先生，于是我就同写作结上了缘。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写点短文，搞点翻译。我一生治学虽多变化，总之是没有出语言、历史、宗教的大范围。可是，不管我变向何方，写散文、搞翻译则始终没变，可谓一以贯之了。
在清华读书时，我读的是西洋文学系。可是不知什么原因，竟同系别不同的林庚、吴组缃、李长之等三人结成了一个小集团，难道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当时还并没有什么“清华四剑客”的名称，这个名称是后来形成的。四个人都对文学有兴趣，也都在写点什么，翻译点什么。由于趣味相投，经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粪土当年万户侯”，而且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信口雌黄，说话偏激。又由于郑振铎先生之吸引力大，我们都被吸引到他的身边，成为由他和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封面上。那时，我们谁都没有出过集子。在我赴德国前，郑振铎先生曾想出版我一本散文集，可惜文章写得还不够多，编不成一本集子，就此了事。
在德国十年，天天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等拼命，没有时间，也没有情趣，写什么散文。十年之内，总共写了两篇。1946年回国以后，在南京和上海闲住了一个暑假，在打摆子之余，天天流连于台城和莫愁湖、玄武湖之间，初回到祖国时的温馨，旖旎的湖光，在胸中激荡，诗情画意，洋溢汹涌，本来应该写出点好文章的。然而政治气候实在让人提不起兴致。
结果，除了用假名发表了两篇类似杂文的东西以外，空辜负了金陵胜景。
回到阔别11年的北京以后，不几年就迎来了建国。当时颇昏天昏地地兴奋了一阵。可是好景不长，政治运动就铺天盖地而来，知识分子首当其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往复回还，一搞就是几十年，到了“十年浩劫”，算是登峰造极。中国知识分子的脆弱性，显露无遗。人家说你是黑，你就自己承认是黑。人家说你是白，你就承认自己是白，完全是心甘情愿，毫不勉强。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造思想之不暇，哪有闲情逸致来写什么劳什子文章呢?一直到改革开放，脑袋里才开始开了点缝。这30年是继德国十年之后写东西最少的时期。
跑了半天野马，现在该轮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了。同人民文学出版社打交道，当然离不开文学。文学所包含的不外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当然也在其中，但所占比例不大。谈到文学创作，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天竺心影》好像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生平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曾带给了我极大的欢乐。至于第一本翻译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集》，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门槛公认是相当高的，大有“一登龙门，声誉百倍”之势。这本书带给我的欢乐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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