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在颇长的时间内，人民文学出版社给我出的书都是翻译作品，而且都是印度古典梵文作品，如《沙恭达罗》、《优哩婆湿》、《五卷书》等等。这些名着久已蜚声世界文坛，很多国家都有译本，在中国却都是初译。
我以微薄的力量，给中国文学界做了点拾遗补阙的工作，颇感自慰。
我在这里想专门谈一谈世界名着、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的翻译问题。这一部书，数量大，翻译难度高。在“十年浩劫”以前，我无缘无故地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而且还是国际活动家，这与我的内向性格是完全不相容的。终日忙忙叨叨，极以为苦。对这样艰巨的翻译工作，我是绝不敢尝试的。幸亏来了“文化大革命”，幸亏我自己跳了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罪行累累的“老佛爷”，幸亏一跳就跳进了牛棚，幸亏在牛棚里被折磨、被拷打、被戴上了五花八门离奇古怪的许多帽子。到了“文革”后期，所有的“罪犯”几乎都被“解放”了，我却是“欲摘还戴时候，最难将息”，我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游离于人民与非人民之间，徘徊于友人与非友人之际。昔日门前车如流水马如龙，而今却是门前冷落车马无。我除了被派去看大门，守电话以外，什么事情都没有，自谓是今生已矣。但我偏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想找一件旷日持久而绝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工作，想来想去，想到了翻译《罗摩衍那》。这活儿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晚上回家，翻读全书，译成散文。白天枯守门房时，脑袋里不停地转动，把散文改成了韵文。
总之是一句话，我“感谢”“十年浩劫”，没有这场浩劫，就绝不会有《罗摩衍那》的译本。世事纷杂混乱，有如是者!最后终于是妖氛扫尽，天日重明，我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颇可接触者”。不知怎样一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得知了我翻译《罗摩衍那》的事，于是派刘寿康先生同我联系。出版此书是我从来没有敢梦想的事，现在简直是喜从天降，我当然一口答应。这部史诗长达二百多万字，我同刘寿康先生亲密合作，忙了一两年，终于出了，算是给中国文学界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在这里，我还想讲一件有关《罗摩衍那》获奖的花絮。1993年，由新闻出版总署主持召开了全国图书评奖大会。这是全国规格最高的图书评奖活动。一般的手续是：先由出版社自选，报请省市出版局审查，经过筛选，再报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查，主要是检查出版质量，重点是统计错误率，以万分之一为合格，否则名落孙山。最后由新闻出版总署送交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各科的评审组，经过各组内的仔细审阅和讨论，然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由小组通过，最后再由十几个小组组成的全体评委会审查，无记名投票作最后决定。手续是慎重的，评审是公正的。
我属于文学组，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和翻译都包括在内。我们组第一次开会是借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把新闻出版总署已经检查过的几百本书搬到会议室内，陈列在那里，供评委们阅读。不知是哪一个工作人员，由于一时疏忽，从书库中向外抱书时，将三册颇为破烂的平装本的《罗摩衍那》夹在书中抱了出来。全书是八册，不知为什么只留下这三册。
就是这三册书无意中被柳鸣九教授发现了，他大为兴奋，说：“社科院评奖时，此书已经得过奖。”他坚持将此书纳入评选对象中。我作为组长，坚决反对，认为这不合手续，因而是不合法的。但是经过在我回避下的全组讨论，一致评为获得大奖的仅有的几种书之一。后来，在一次有副署长参加的小组会上，我又提出撤掉的建议，没有得逞。终于被搬进了全体评委大会的大礼堂中，但“赫然”摆着的仍是那三册颇为破旧的《罗摩衍那》，在众多富丽堂皇、装帧精美的大部头书旁，寂寞、寥落，宛然像一个小瘪三。最后竟以很高的票数通过，成为十几年来中国东方文学作品翻译的全权代表。
顺便说一句，在这同一次会上，我们小组还通过了中华书局根本没有上报的钱钟书的《管锥编》。从这两件小事也可以看出来，小组的评选是公正无私的，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从来都是尊重评委们的意见的，从来没有妄加干涉过。
花絮讲完，我这篇文章应该打住了。我本来只想写上几百字，应付一下差事，不意下笔不能自休，竟写了三千来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并不复杂。在本文开头时我就讲到了温馨甜蜜的感觉。在这里，这种感觉竟起了作用。我希望，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够蒸蒸日上，越办越红火。
我也希望，我这种温馨甜蜜的感觉能永久保留下去。
2000年10月16日
第31章 获奖有感(1)
完全出我意料，我的《赋得永久的悔》竟然获得了中国最高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荣誉奖。我自己认为是不够格的。
虽然我从青年时代起就舞笔弄墨，写了一些所谓文章，但是我从来不敢以文学家自命。说一句夸大一点的话，我自己认为是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我的主要精力和兴趣都集中在对印度古代语言、中亚古代语言、佛教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上，这种别人可能认为是枯燥乏味的工作，我已经做了六七十年了。樊膏继晷，兀兀穷年，乐此不疲，心甘情愿。写一些散文之类的东西，是积习难除，而且都是在感情躁动于胸中，必须一吐为快的时候。
十几年前，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这件事是我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才知道的。我并没有参加那一次大会。以后究竟开过多少次理事会，我也没太注意，因为我一次也没有参加过。不是我没有时间，没有兴趣，而是由于上面讲到的原因。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够当选理事，是因为我曾从许多外语中翻译过大量的文学作品，而绝不是由于我的创作。我去参加理事会是滥竽充数。一直到最后一次换届的理事会，我才亲自参加。在这一次会议，我又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顾问，地位够崇高的了。“此身合是作家未?”我仍然套用陆放翁的诗句来向自己发问。答复仍在疑似之间，但已经感到有点作家的味了。
这一次，我获得鲁迅文学奖，不是凭我的翻译，而是凭我的创作。我自觉似乎向作家靠近了一点儿。说到《赋得永久的悔》这一篇散文写成的原因，完全是出于一种偶然性。《光明日报》的韩小蕙小姐想出了一个题目，叫做“永久的悔”，发函征文。别人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至于我自己呢，我一看题目，立即被它吸引住了。我的“永久的悔”，就藏在我的心中，一直藏了几十年，时时在我心中躁动，有时令我寝食难安，直欲一吐为快。现在小蕙一给我机会，实在是天赐良缘。我立即动笔，几乎是一气呵成，文不加点。我大概是交稿最早的人，至少是其中之一。详情都已写在文章中，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文章在《光明日报》“文荟”上刊出后，得出的反应大大地超出我的期望。一位在很多问题上同我意见相左的老相识对我说：“你的许多文章我都不同意;但是《赋得永久的悔》却不能不让我感动和钦佩。你是一口气写成的吧?”他说得并没有错，我确实是这样写成的。这一篇文章被许多“文摘”转载，一些地方中学里还选作教材。我还接到许多相识的和不相识的老、中、青朋友的来信，对它加以赞美。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一篇文章竟能产生这样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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