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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人生哲理:忆往述怀_季羡林【完结】(34)

  今天,时移世迁,已经换了人间。教育为立国之本的思想,深入人心。我们政府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方针,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把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兴国的高度,可以说前承千年传统,后开万世太平。特别是在今天知识经济正在勃然兴起的大时代中,教育更有其独特的意义。知识经济以智力开发、知识创新为第一要素,不大力振兴教育,焉能达到这个宏伟的目标?但是,我要讲一句实话,我们的振兴教育,谈论多于行动。别的例子先不举,只举一个教育经费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之低,就很清楚了。我们教育所占的百分比,不但低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是比较低的。这让很多人难以理解。我们国家正在努力建设,用钱的地方很多,这一点谁都理解,没有人想苛求;但是,既然把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那样的高度,教育经费却又不提高,报纸上再三辩解,实难令人信服。现在,据我了解所及,全国各类学校经费来源十分庞杂,贫富不均的程度颇为严重。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主要任务是“找钱”,连系主任的主要任务也是“创收”。如果创入不力或不利,奖金发不出去,全系教员就很难团结好。学校的根本任务是教学和科研,是出人才,出成果。现在却舍本而逐末,这样办教育,欲求兴国,盖亦难矣。因此,我对未来教育的第一个希望就是切切实实地增加教育经费。

  我的第二个希望是重视大、中、小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现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一般道德水平,实不能尽如人意。年轻的学生在这个大气候下,思想水平也不够高。他们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在像我这样的思想保守的老顽固眼中,有时实在难以理解,现在,全世界正处在一个巨大转变中,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的,特别是青年人,他们敏感易变,受的影响更大。日本据说有一个新名词“新人类”,可见青老代沟之深。中国也差不多。我在中外大学里呆了一辈子;可是对眼前中国大学生的思想、情感等等,却越来越感到陌生。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有时候让我目瞪口呆。在我眼中,有些青年人也仿佛成了“新人类”了。

  救之之法,除了教育以外,实在也难想出别的花招。根据我的了解,现在大学里的思想教育课,很难说是成功的。一上政治课,师生两苦,教员讲起来乏味,学生听起来无味。长此以往,不知伊于胡底!

  我个人认为,抓学生思想教育,应该从小学抓起。回想我当年上小学时,有两门课很感兴趣,一门叫做公民或者修身,一门叫做乡土。后一门专讲本地的山川、人物、风土、人情。近在眼前,学生听起来有趣又愿听。讲爱国从爱乡开始,是一个好办法。

  至于公民这一门课,则讲的都是极简单的处世做人的道理,比如热爱祖国,孝顺父母,尊敬老师,和睦同学;讲真话,不说谎话;干好事,不做坏事;讲公德,不能自私;帮助别人,不坑害别人;要谦虚,不能骄傲,等等,等等,都是些平常的伦理规范。听说现在教小学生也先讲唯心与唯物,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小学生莫名其妙,只能硬背。这能收到什么效果呢?显而易见,什么好效果也是收不到的。到了中学和大学,依然是这一套,结果就是我在上面说到的师生两难。现在全国都在谈要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足见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无疑是一个好现象。但是,我总觉得,空谈无补于实际,当务之急是采取适当的行动,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我对未来教育的希望,当然不止这两点。但限于目前的时间,我只能先提出这两点来,供有关人士,特别是政府主管教育的部门参考,一得之愚,也许还有可取之处吧。

  《忆往述怀》 第二篇:学林漫步 《忆往述怀》 谈文学交流(1)

  近若干年以来,我逐渐形成了一个颇为自信的观点: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我们今天的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文化交流的范围极为广博,天文地理,医卜星象,科学技术,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以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旮旮旯旯,下至草木虫鱼,花果菜蔬,无一不在交流范围以内。但是,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在众多的交流对象中,文学交流历时最久,领域最广,影响最大,追踪最易。文学交流中包含民间文学,比如寓言、童话、小故事等,都是民间老百姓创造出来的。民间文学,同其他文化交流对象一样,最少保守性,最少保密性,一旦被创造出来,便立即向外传播,不分天南和海北,不分民族和国家,无远弗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举不胜举,我只举一个以概其余。19世纪德国比较文学史大家T.本费埃(Benley)追踪印度著名的寓言童话集《五卷书》,写成了一部巨著,描述了《五卷书》在大半个世界流传演变的情况,其国家之众多,语言之繁杂,头绪之交叉,线索之迷离,真令人惊诧不已,谁也不会想到一部简单的寓言童话集竟会有这样大的生命力,竟会有这样的迷人感人的力量。像《五卷书》这样的事例,研究中外文学交流的,特别是中外民间文学交流的专家们都知道得很多很多。在中外文学交流中,民间文学的交流实居首位。《五卷书》确实没有以整本书的形式传入中国,但是其中的一些寓言、童话和小故事,确亦传入中国,在中国民间故事以及文人的创作中,在极其悠久的历史上,蛛丝马迹,确能寻出。

  回溯一下两千多年的中外文学交流的历史,我们能够发现,在先秦时期已有外国文学传入的痕迹,主要是印度文学。例如,“狐假虎威”的故事见于《战国策》。还有一些其他的故事,看上去都不像是中国土产。这一点西方的汉学家早就指出过。可能受外国影响的最突出的例子是《楚辞》,《离骚》已有一些域外的色彩和词句,《天问》中特别突出,其中一些类似荒诞的神话,与以《诗经》为代表的黄河流域的文学创作,迥异其趣。有人怀疑是来自域外,特别是印度,这种怀疑是极有根据的。估计这些神话传说不是通过当时还没有开辟的丝绸之路传进来的,而是通过那一条滇缅道路,这一条道艰险难行,却确实是存在的。

  到了汉代,由于丝绸之路的凿通,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了第一个高峰。中国对于输出文化,其中包括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从来是不吝惜的。我们大度地把我们的四大发明送了出去,这些发明对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我们对吸取外来文化也决不保守,只要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不管来自何方何国,我们都勇敢地拿过来为我所用。肇自汉代的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彰明昭著的证据。但是,在文学交流方面,却找不出很多的东西。我个人认为,不是没有,而是我们的探讨研究工作还没有到家。印度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是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后汉三国时代的译经,可以算是文学交流的一种形式。

  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中原板荡,众多的民族逐鹿于北疆,宋、齐、梁、陈偏安于南国;然而文化交流却并没有停止。在文学交流方面,主要是输入,输入又主要来自印度。在印度的,多半是随着佛教进来的影响,中国汉语文学创作增添了很多新内容,名目庞杂的鬼神志怪之书大量出现。此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之颇详。连伪书《列子》中都有印度的故事,至于对诗歌创作至关重要的四声,本是中国汉语中所固有的东西,可是,我们以前对它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也由于印度古典文献的启迪,终于被发现了,被我们清晰地意识到了,这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也不能算是一件无关重要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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