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敢不尊敬老师这份职业，老谢也不敢，但他不明白为何面前只有这一个人生选项：
凭什么我只能这么去活?
学院里能借阅到杂志，老谢时常在阅读室里发呆，为什么那些光鲜靓丽的人可以有机会走入丰富多彩的世界，为什么我这种金沙江畔的穷孩子就活该困死在穷乡僻壤?
这仿佛是两个世界，前者是主角，后者只能旁观。
前者轻易可以构设的人生理想，后者只能永生奢望。
世界是不公平的，他慢慢地明白，起点不同，人生的丰满程度就不同，谁让我穷呢，只能认命。
有时候他倔起来：凭什么只能过这样的生活，穷孩子就没权利做梦吗?!如果拿我全部的青春去赌一场呢?!
只是想要一个做梦的权利，只是想要一个选择的权利，只要肯让我去触碰一下这种权利，最后输了我也认了!
2000年6月的一个午后，老谢从阅读室的木凳上起身，收拾好书包，将面前的书籍小心地摆回书架，他轻轻地走了出去。
径直走，一直走出了校门，从此再也没有回头。
老谢的举动当时轰动了校园，有人说他傻B，有人说他牛B。
有人说他去了昆明，在呈贡的冷库里做蔬菜包装，裹着厚厚的军大衣，眉毛上一层白霜。
有人说他去了一个砖厂，打坯、码砖、烧砖、出窑，据说他的头发全卷曲了，窑里温度高。
父亲在砖厂找到老谢时，他正在推车，八分钱一车。
父亲抡起铁锨，他老了，力气小了，被老谢抱住了腰。
父子俩抱着腰，怒吼着，摔了一场跤。
父子俩瘫坐在泥巴地里，呼哧呼哧喘气。
老谢说：从小到大我没顶撞过你，今天也不是。我只是想自己选一次……
父亲坐在地上，满头大汗，他指着远处的高楼大厦，说：你不是生在那里的人，有什么本钱住进那里?人家有人家的皮鞋，你有你的草鞋，你为什么就是不安分?
老谢摇头，说他要的不是那种生活。他说：爸爸，我想当个诗人。
他给父亲念诗，诗念完了，他盯着父亲的眼睛看，换回来满眼金星。
父亲重重地抽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
父亲当然不知道什么是诗人，他听不懂老谢在说什么，也不想懂。父亲走了。
父亲后来去过一次校园，把老谢所有的东西全部打包带走，连半张纸片都没有落下，每一样东西都是他的血汗。
过年时，老谢托老乡带了800元钱给父母，是他在砖厂挣的血汗钱。他托老乡捎话：
爸妈，原谅我，我会好好挣钱养活你们，我也会自己挣钱去实现理想。
父亲把钱撕碎，撒在门外。妈妈一张一张捡起来，用米糊一张张粘好。
父亲一直没有消气，一气就是十年。
(六)
老谢的理想是一株草，十年才长了一寸高。
为了理想，老谢流浪了十年。
不是乞丐式的流浪，他有他的工作。
有时候他是个流浪歌手，有时候他是个工人。
他当过工人，当过许多次。
他打工攒钱搞创作，钱花完了就去工厂上班，他自幼苦出身，什么工种都啃得下。
深圳龙岗区五联村，他也当过金鑫鑫鞋厂工人，工种为补数，负责配对客服退货返单回来的鞋底，普工，工资300元，加班费一小时一元钱。
夜里他写诗、写歌，是全工厂最晚睡觉的人。
他在龙华、东莞、平安都当过工人……深圳深圳，到处都是工厂。
他在流水线上当工人，身旁的人永远一脸倦容，这里的人永远都睡不够。
他也睡不够，他有他提神的方法，一边忙碌一边琢磨歌词诗句，人瞬间就精神起来了。
他当过保安，当保安最好，值夜班可以拼命练琴，自由写诗……
他在一家手表工厂做保安，负责守门登记值夜班。
终究还是被开除了，有一次老板半夜开车回厂，他弹琴太投入，反应慢了一拍，福建老板骂人：赛连木(闽南语方言粗口)!滚!
老谢连夜被炒鱿鱼，保安服当场被扒下。
他进过跑江湖的民间草台班，原因很奇怪。
江湖草台班团租下电影院演出，他买票去看，这是他唯一能接触到的文艺圈。
台柱会搞气氛，会翻跟头，能跳到音箱上头倒立唱歌。
他倒立着逗台下的观众：谁敢上来帮我伴奏?弹琴也行打鼓也行，送一瓶啤酒!
老谢上台弹唱了《丁香花》，唱完之后被团长硬留下一起走穴，吃大锅饭，睡电影院。
草台班子分等级，团长、台柱是高级动物，睡化妆间，老谢是低级生物，睡舞台。
老谢负责弹琴伴奏，他力气大，后来也负责当苦力搬东西。
等级同样低的是脱衣舞演员，都是些来历不明的女孩子，不跳舞的时间蜷缩在角落里，低着头玩儿手机，谁也不理谁也不看。
草台班子专挑小县城的电影院，地头蛇有时来找碴儿，团长拽过一个跳脱衣舞的女孩子到他们面前窃窃私语一番……也不知他们在说什么，也不知他们一起干吗去了。
有一天，一个跳脱衣舞的女孩子蹲到老谢面前：听说你上过中专是吧?我也上过。
她说，听说你写诗?你说说看，诗都是说什么的?
老谢说，诗是努力在不美好的世界里捕捉美好，比如善良、理想、爱情……
女孩子笑出了眼泪，瞬间翻脸了，她骂：去你妈的美好世界!去你妈的!
她扯开胸前的衣襟，雪白的乳沟旁瘀青的指痕，她冲老谢喊：去你妈的美好!你个傻B死胖子!
女孩子脱衣服，跳到舞台中心脱裤子，一边跳一边脱一边骂：去你妈的美好!去你妈的世界!
她全裸了身体在舞台上旋转，眼泪鼻涕狂飙，旁边的人嬉笑着吹口哨。女孩子疯掉了，草台班子团长带走了她，不知道送去了何方。
老谢去盘问团长，打了一架，被撵了出来，半年的工资没给结算。临走时团长骂他：狗屁诗人!你离发疯也不远了!
没人呵护他的理想，也没有馅饼一样的机会从天而降。
他习惯了，压根儿不指望外界因为自己的理想而尊重自己。
唯一的机会，是来自老同学的善意邀约。
2003年“非典”那一年，当年昭通教育学院的乐队主唱联系老谢，说他在广州发展得好，在俱乐部当经理了，算是高管。
他在电话里说：老谢，其他同学全都回山里教书去了，闯出来的只有咱们两个，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吧，咱们要互相提携。你不是有个远大的理想吗?赶快来找我吧，我帮你一起实现。
当时老谢在琴行打工，白天练琴看店，晚上躺在钢琴底下的塑料垫上睡觉、写诗。老板怕他偷东西跑了，每天打烊后都从外面锁门，老谢大小便都用空罐头瓶子接着。
老同学要帮忙实现理想，真是开心死人，老谢辞掉了工作，按图索骥去了番禺城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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