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日月轮转，三十个寒暑过后，这突然成了特大问题。1966年8月4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前一天，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为呼应彻底整垮刘少奇，下令在已很庞大复杂的“彭罗陆杨”专案组中，悄悄塞进与刘少奇密切相关的“1936年”专案或简称“三六”专案。
这时，这批老同志中已有十九人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党为人民壮烈捐躯，或在建国前后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另有二人在战争的生死关头，没能经受住新的严峻考验而叛变，被自己人处决。“文革”时仍健在的只有四十人，其中二十二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乃至国务院副总理;另有十三人为省政协副主席或司局级干部，其他人为一般职务。
对所有幸存的这些同志，康生、陈伯达、江青、关锋、成本禹、谢富治等人到处煽动学校的红卫兵予以揪斗迫害。 他们对那些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煽动说，“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康生在军委扩大会上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接着康生又到安子文担任部长的中央组织部去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
在这个杀气腾腾的过程中，尽管周恩来多次出面劝阻，给有关方面打电话、发电报，说明这个问题由中央负责，这些同志本人是清白的;李富春也给正在广州养病的薄一波发电报，叫他“千万不要回北京”;但是由于康生等人的大肆煽动，各地纷纷成立了“抓叛徒战斗队”，把过去所有被敌人逮捕过但已作过正确结论的同志的旧案统统翻了出来，甚至无中生有，制造了一大批又一大批的冤假错案。
l967年3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随之，过去在南京、苏州、济南、太原、新疆等地国民党或侵华日寇监狱中囚禁过的老同志，以及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干部，几乎全都被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成了被造反派任意揪斗拷打凌辱的“叛徒集团”;株连所及，冤狱遍布全国。
此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也被正式肯定为“叛徒集团”。不但这四十位老同志悉遭残酷迫害，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老部下、老同志，受到株连审查与迫害的成千上万。
邓小平说：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
中央专案组的人大发雷霆：
“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们的头上来啦，这还了得?”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小平同志说：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那件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
然而，由于“四人帮”捣乱作梗，这个问题不但没能得到解决，而且中央专案组及郭玉峰主持的中央组织部还再次派人对这些同志进行威胁，强迫在北京已被解除“监护”的老同志离开北京：安子文去了淮南，刘澜涛也去了安庆;与“三六”专案毫无关连的彭真，也被勒令去了陕西。他们也勒令薄一波去河南南阳，并派来了河南省公安局的三个人要押着去。薄一波坚决不从，并再三抗议，才被勉强留在北京。
专案组的人警告薄一波：“你讲这个问题(指1936年出狱经过)，一定要避开‘毛主席、党中央知道’。你不讲，对你有利;讲了就对党不刮，对你自己也不利。如果你照我们的意见办，将来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时可以从宽考虑。”
对薄一波的这类警告或“提醒”，不止三次五次。
对刘澜涛等人，专案组的人也是这样说：
“不要写36年履行手续出狱的事‘中央同志都知道’。你要把这一历史事实抹掉，重写”
粉碎了“四人帮” ，尤其在l977年7月党的“十一大”恢复了邓小平的原有领导职务之后，薄一波等人及其亲属子女再次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错案。
l977年11月11日，当年曾向狱中党支部转达过党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样祯，此刻也再次向党中央写信说：“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我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者，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上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实在心常戚戚。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殒;而亲自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来这件事情的经过呢?”孔祥祯在信中还特别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时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
孔祥祯在信中还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柯庆施如何布置给李葆华和徐冰。徐冰又如何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党中央指示，以及后来薄一波等人出狱的经过，等等，都作了详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但是，中央专案组和郭玉峰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的一些人依然冥顽不化，又一次逼迫薄一波离开北京城。薄一波也照样坚决不去。正在这无法调和的相持中。胡耀邦到了中央组织部。他觉得，必须迅速掀掉扣在薄一波等同志头上的这口大黑锅。对此。中央专案组的某些人却大为震怒。大发脾气：“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极，都翻到我们的头上来啦，这还了得?”
胡耀邦看了邓小平和汪东兴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申诉信，决定了彻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破口恰巧，这时与“六十一”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了中央组织部。
申诉人是位女同志。名叫王先梅，“六十一人”之一王其梅的遗孀。
王其梅当年离开敌人监狱才二十二岁。
“九·一八”事变他十七岁，在北平读大学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担任支部书记;1933年1月加人共青团，同年7月转为共产党员。党组织派他去从事兵运工作，他就毅然离开大学，去国民党军队当伙夫、车夫、勤务兵、马弁，积极发展军人党员。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他担任北平学联交际股长，奔走呐喊于街头巷尾，不久被叛徒出卖而被敌人逮捕人狱。1936年秋天出狱后，他奉党的派遣，去开辟豫东根据地，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历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特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任特委书记、地区党政军委书记、地委书记、旅政委、军分区政委和司令员、师政委、军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十八军副政委兼进藏先遣支队司令员和政委，首先率部解放昌都进人拉萨，随之被调回昌都兼任十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和昌都地区分工委书记，指挥部从修建川藏公路;“文革”前，他又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和西藏军区副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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