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佛念，见《高僧传》，卷一。
慧常、道行、慧辩，见道安：《合光赞放光随略解》;
慧睿，见《高僧传》，卷七;
支法领、法净，见《高僧传》，卷六，《慧远传》;
法显、智严、智羽、智远、宝云、慧简、僧绍、僧景、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慧达，见《法显传》、《祐录》卷十五《法显传》、《智严传》、《宝云传》;
昙学、威德等八人，见《祐录》卷六;
僧纯、昙充、道曼，见《祐录》卷十一;
智猛与昙纂、竺道嵩等十五人，见《高僧传》卷三;
法勇、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见《高僧传》卷三;
沮渠京声;
道泰;
法盛共师友二十九人，见《名僧传抄》;
僧表，见同上书;
法维;
道普。
在所有这一些西行求法者中，法显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个。这里所谓“突出”，归纳起来约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显旅行所到之地最多，最远
在法显以前，在汉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著名的旅行家，比如张骞和甘英，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到的地方很远，很远;但是法显到的地方，他们却没有到过。这一点《高僧传-法显传》和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三都指出：“皆汉时张骞、甘父所不至也。”(见50，337c和55，507c)这对于中国人民对外开阔视野、认识外国，当然会有极大的帮助。其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二)法显真正到了印度
既然西行寻求正法，其最终目的地当然是正法所在的印度。然而，奇怪的是，在法显之前，真正到了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几乎没有。汤用彤先生说：“故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反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页380)这件事情本身意义就很重要。法显以后，到了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逐渐多起来了。
(三)法显携归翻译的戒律起了作用
法显到印度去的目的是寻求戒律。他经过了千辛万苦，确实寻到了，其中最重要是《摩诃僧祗律》四十卷。归国后，他同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汤用彤先生认为这是法显求法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见同上引书，页381)这对于中国当时的僧伽来说，宛如及时的春雨，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也许现在还会有人认为，促进佛教发展是法显的过，而不是功。在当年教条主义垄断，形而上学猖獗的时候，这种论调我们早听腻味了。到了今天，绝大多数有识之士不会再这样想，这是我的信念。
(四)法显对大乘教义发展和顿悟学说的兴起起了作用
经过多年的思考与验证，我认为，世界宗教的发展是有共同规律的。这个规律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表述：用越来越少的努力(劳动)得到越来越大的宗教满足。人类中有不少人是有宗教需要的。这并不完全来自阶级压迫，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人并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事实。只轻轻地说一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什么问题也不解决。一般人的解决办法是创造和相信这一种或那一种宗教。在宗教的最初发展阶段上，满足宗教需要必须费很大的力量，付出很大的劳动。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会同生产力的发展发生矛盾，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维持社会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在这里，宗教就施展出自己固有的本能适应性。在不影响满足宗教需要的情况下，竭力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第七题 法显 结语(2)
这个规律适用于所有的世界性的宗教。专就印度佛教而论，由小乘向大乘的过渡就是这个规律的具体表现。在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顿悟学说的兴起，其背后也是这个规律。小乘讲渐悟，讲个人努力，也并不答应每个人都能成佛，换一个术语来说，就是每个人不都有佛性。想成佛，完全依靠个人努力。如果每个人都努力去成佛，生产力必然受到破坏，社会就不能存在。这是绝对不行的。大乘在中国提倡顿悟成佛，讲虔诚信仰，只需虔心供养，口宣佛号，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等轻松惬意!这样既能满足宗教需要，又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佛教凭借了这种适应性，终于得到了发展。
但是提倡顿悟学说是并不容易的。首倡者为竺道生。在他之前，可能已有这种思想的萌芽，集大成者是竺道生。他那“一阐提皆有佛性”是非常著名的论断。“一阐提”是梵文icchantika的音译，意思是“十恶不赦的恶人”。连这种人都有佛性，其余的人就不必说了。法显在这里也起了作用。他从印度带回来并且翻译了的《六卷泥洹》中就隐含着“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的思想。(见《祐录》此书的《出经后记》)道生倡顿悟义，不知始自何年。据《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
又《六卷泥洹》先至京师，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50，366c，《祐录》文字稍异，55，111a)
这里明说，竺道生受到了法显《六卷泥洹》的影响。此说一出，守旧的和尚群起而攻之，他们都认为道生之说为异端邪说。不久，昙无谶译出了《大般涅槃经》，其中果有此说(见12，393b)，于是众僧咸服。
以上从四个方面论列了法显在中国佛教史的突出地位。可能还有别的方面，这里不再讨论了。
32《法显传》在世界上的影响
法显的功绩主要在于取经和翻译。他携归和翻译的经历代经录都有著录，请参阅《祐录》卷二，以及其他经录，这里不再胪列。但是他写的《法显传》对于世界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他的翻译对于中国的影响。《法显传》在历代著录中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比如《佛游天竺记》、《释法显行传》、《历游天竺记》、《佛国记》、《历游天竺记传》、《释法显游天竺记》、《佛游天竺本记》、《释法明游天竺记》、《法明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法显记》等等，请参阅章巽前引书，页5～7。名称固繁，版本亦多，请参阅章巽同上书，页13～24。
《法显传》在国际上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的外文译本之多上。根据章巽的统计(见同上书，页30)，共有英译本三，译者为SamuelBeal(1869年)、JamesLegge(1886年)和H.A.Giles(1923年);日译本二，译者为足立喜六：《考证法显传》(1935年)、《法显传——中亚、印度、南海纪行の研究》(1940年)和长泽和俊(1970年)。既然有了这样多的译本，那就必然有相应多的影响。
我在这里专谈一谈《法显传》对印度的影响。众所周知，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来过。因此，研究印度古代历史，必须乞灵于外国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国古代典籍最为重要，而在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游记更为突出。僧人游记数量极多，而繁简不同，时代先后不同。《法显传》是最古的和最全的之一，一向被认为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鼎足而三。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学者，包括印度学者在内，都视之为瑰宝。有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学家曾写信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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