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汶川地震，我一直在直播灾区实况。或许大家还有印象，我在5月14日，也就是震后第三天直播的时候，念了一首诗，叫《生死不离》。念完以后我说，应该把它谱上曲唱出来。当人们沉浸在一种集体的巨大的悲伤之中，旋律是很重要的。
这跟个体的悲伤不太一样。当我自己在家的时候，听什么都觉得不合适，就去寻找安魂曲。安魂曲是一种音乐类型，威尔第的，弗雷的……我听了很多很多。最后一直伴随我到大地震报道结束的，是克伦贝勒的《德意志安魂曲》，莫名其妙就觉得它对。
你说我能“听懂”吗?很难。因为《德意志安魂曲》本身是略带错误的翻译，其实不能被理解成是德国的安魂曲，只是用德文写的安魂曲。这首曲子具备跟所有的安魂曲非常一致的元素，也有它独特的不一致的地方。所以我再次强调音乐无所谓“懂”与“不懂”，触动你的，抚慰你的，就对了。
《德意志安魂曲》可不止一个版本，我都在听，听到最后，就是克伦贝勒。到现在为止我最喜欢的指挥家有两个，一个是卡洛斯·克莱伯，对他不是一般地喜欢，而是狂热地喜欢。我们家墙上挂的就是一幅克莱伯的素描肖像。克莱伯对我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指挥家，简直是血脉相连。另一个就是这几年才开始喜欢，并且在逐年增加热度的克伦贝勒。
其实他们俩差别很大，但是在我个人心里，觉得他们俩很相似，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卡洛斯·克莱伯用一种舞蹈化的、激情化的、酒神的、迷幻的方式—我觉得用迷幻更准确—把古典音乐演绎得让你欲罢不能。而克伦贝勒是用外表严肃、内在却绝对富有张力的方式，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刻板的浪漫”打动你—外表刻板，但是骨子里浪漫;外表严肃，骨子里热情。所以我觉得他跟克莱伯是非常相似的，只不过一个走左道，一个走右道，但是大方向是一样的，给你的感受是一样的。
所以克伦贝勒把《德意志安魂曲》中蕴藏最深的悲悯，用最恰如其分的方式表达出来了。在整个大地震期间，没有它我会很难过。我把这张唱片送给了很多人，不解释，只是递到他们手里。后来他们会跟我说，真好听。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好听”不仅是我们原本理解的那层含义，还是一种对心灵的抚慰。
如果我们没有信仰，有的时候音乐也会扮演某种信仰。
人一辈子要进很多的行当，唯有一个行当改不了，那就是做人。“人”这一撇一捺最难写，怎么把它给写大了，是终生的学问。
有人问我，你这辈子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说我追求在我年老的时候，成为我想象中的特别可爱的老头，比如像启功、丁聪、黄永玉老爷子，或者像克莱伯。这样的人你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潇洒到了极限，要么就不出手，出手就是至高无上的精品。绝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只要他想出山，就得给他五十斗米，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关于做人，音乐也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去问大提琴家卡萨尔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大提琴家呢?”卡萨尔斯的回答是这样的：“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然后努力去做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再坚持练习，你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大提琴家。”
你看，基础还是在于做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缺陷，但是音乐会形成一种约束，当你时常在音乐中感受到美好，想去做恶事挺难的—可能希特勒除外。
音乐给我的另一个启示是：最简单的也是最深刻的。
比如从指挥家的角度来说，最吸引我是克莱伯、克伦贝勒，包括其他一些指挥家的局部;但是音乐家里真正让我最欲罢不能的，是两个看似最简单的人：一个巴赫，一个莫扎特。我最喜欢的一张专辑，原来是《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现在是巴赫的钢琴《平均律》。莫名其妙，简单到了极点，但是越往里走越觉得是个迷宫，莫扎特的那种干净就像个孩子一样。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去奥地利萨尔茨堡采访，专门制作了一个莫扎特的专题，那天的感受就像朝圣。
归根到底，什么叫“伟大的人”?回归最简单最质朴最人本的境界，当你是个“人”的时候，你就大写了。
最幸福的时候就离悲伤不远了
在古典音乐面前，我几乎是一个孩子。
关于音乐的任何解读，都只是一家之言，你只能代表你自己，因为音乐太丰富了，我们无权评判一个版本优于另一个版本。作曲家把音符写在纸上是创作，指挥家和演奏家把它演绎出来，是二度创作。
比如同样是《悲怆》，卡拉扬的版本和穆拉文斯基的版本就不一样，在我看来表达的是不同层次的老人。卡拉扬表达的是那些富人和优雅的知识分子生命终了时的感受，他不是所有作品都好，但他把所有作品都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层面;穆拉文斯基表达的是穷人和战士们生命终了时的感受，粗犷中蕴藏着巨大的张力。
再回到我最喜欢的克莱伯。在我对他产生兴趣的很多年之后，才知道他从小在阿根廷长大，那一瞬间对我的打动是巨大的，我突然发现“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句话是对的。你为什么会喜欢他?这是一种血脉，一种命中注定。
如果没有二次世界大战，克莱伯会在德国这一带长大，那么他也许就不会成为后来的克莱伯，他的作品里不会有那种热情的悲伤。很奇怪，我喜欢的好多人都跟阿根廷有关：马拉多纳、克莱伯……可能是因为我来自内蒙古草原，阿根廷文化也是草原文化。
最早我被卡洛斯·克莱伯打动，是他指挥的“贝七”。当时还不是冲着“贝七”去的，冲的是“贝五”，它在“一百张必听唱片”里排头一个，而且多个版本推荐中，No.1都是卡洛斯·克莱伯。我就买了这个版本的“贝五”，结果人家还搭了个“贝七”。
“贝五”没把我拿下，因为它被大家概念化太久了，以至于我已经听不出好坏，被命运的拳头砸蒙了。但是“贝七”一下子把我抓住了，我从中听到一种属于酒神的狂欢，一种近似于我最喜欢的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的迷幻。什么叫迷幻?只要按下开始，就停不下来，被裹挟被卷入，音乐停止以后，半天才能还阳。
我每次看克莱伯的指挥，就像我儿子看周杰伦和迈克尔·杰克逊一样，觉得他太帅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买古典音乐的DVD，不主张买卡拉扬，一百张都是一个样子，但克莱伯的一定要买，本来就不多，不可以错过。他经常像夹烟一样拿棒，优雅、激情、浪漫，完全融为一体。我看过很多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几乎可以做出一个“武断”的判断，以后的新年音乐会要想超越克莱伯那两届，1989年和1992年，几乎是不可能的。
非常可惜的是，2004年7月13日，克莱伯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如五雷轰顶，尽管周围人声喧哗，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安静了。但是也有一个不好不坏的消息，欧洲古典音乐界传言，克莱伯应该还活着，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遗体。这个传说一时无法考证，但对我多少都是一种慰藉。后来，乐评人刘雪枫告诉我，克莱伯去世的消息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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