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请求者恐怕也想如此但又为难：一来当时的央视还没有新闻频道，严重缺乏资源;二来，或许有的人也希望继续转播伊拉克战争来转移人们对SARS的注意力，但哪知道，敌人终将逼得你无法转移;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还没有接到发起总攻的号声，没有号声，寸步难行。
然而号声已经不远了。
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正紧锣密鼓地筹办新闻频道，试播的日子定在2003年5月1日，为了这个日子，我一边在直播伊拉克战争，另一边以制片人的身份在管着《时空连线》的播出。更重要的是，为新闻频道开播，我们栏目又研发了两个新栏目，《新闻会客厅》与《中国周刊》，大家紧锣密鼓地制作样片，为的是尽早通过立项审查，让栏目开始运行。
4月中旬，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那一天，巧了，我带着《新闻会客厅》的样片来让领导审，审片的领导级别高，包括广电总局局长以及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等人，审到一半的时候，中央台跑卫生口的记者急匆匆地跑进审看间，向领导汇报：上面定了，4月19日或20日，全面公布疫情，还可能要直播每天的卫生部新闻发布会。
这是爆炸性消息，大家都清楚它意味着什么，我的直觉是：这可能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但也说明，SARS的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也许，更危险的时刻到来了。不过，无论如何，媒体人该立刻行动了。
当天的《新闻会客厅》样片顺利通过，有趣的是，十几天后开播的《新闻会客厅》最初二三十天的节目，全都是与“SARS”之战有关的内容。
4月20日，总攻号吹响，先是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防范SARS不力被免职，这等于“杀一儆百”，让全国的官员警觉起来，行动起来。这是属于中国特色的冲锋号。接下来，每天公布SARS病例人数和疑似病例人数，SARS防控，全面走向透明。这属于与国际惯例的全面接轨。
作为媒体人，来不及鼓掌，总攻号吹响，意味着，我们要冲出憋闷很久的战壕。
开弓没有回头箭，4月20日这一天，开始彻底改变媒体与突发事件之间的关系，瞒而不报，将慢慢成为历史。
僵持：全国的非典
最初一两天，人们陷入恐慌。
毕竟一夜之间，SARS病例增加了这么多，而且死了那么多人，这病毒是怎么回事还搞不清楚就已来势汹汹，自己躲得过去吗?这个国家躲得过去吗?
抢购，在当天就出现了，但值得记住的是，抢购仅仅持续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退却了。因为总攻号一响，媒体全部行动起来，各种信息透明而迅速，抢购的人们回家一看电视：山东的菜在运往北京，河北的菜在运往北京，各级领导都表态，物质准备充分，绝不涨价，老百姓将信将疑，又去抢，抢回来看，各地物资援助的新闻持续存在，再去一看，物价还没涨，于是，抢购风转眼即逝。
显然，信息透明是有助于恐慌消失的。
不过，街上的人越来越少，很多单位陆续放假，中小学停课，平日的北京，拥堵严重，出行效率低下，而这时候，街上见不到几辆车，甚至大白天，在没什么车的街上快速开过，都会有一种恐慌感。以前大片里看到的恐怖场景，成了生活中真实无比的背景，以至于开始怀念北京的堵车时光。
作为媒体，我们不仅无法休息，反而到了最忙的时刻。我和我们栏目组成为央视“SARS直播”的负责团队，伴随着新闻频道在5月1日的开播，SARS直播日日坚持，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一二把手，都通过我们的直播表达了“抗非典”的决心和举措。人们也快速地接受了新闻频道，因为什么样的频道宣传手段，也不如需求来得更直接和更具体，这个时候的公众，在恐慌中更是对透明和快速的信息格外渴求。正是在这种媒体与受众快速而透明的互动中，人们了解了疫情防范的要点，家家户户打响了防SARS的局部战争。
一方面我是主持人，要主持相关节目;另一方面，我是制片人，要保证《时空连线》、《新闻会客厅》与《中国周刊》的播出与推出;同时，还要平抚好同事们的心理。
每天下午四点，直播最新疫情，每天新增百位以上的确诊病例，大家的内心也恐慌，于是后来，我拿个本，让大家分析，看谁的选择最靠近准确的数字，以这种带游戏色彩的方式来缓解大家的紧张感;同时，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天天最早到，一天也没戴过口罩，我要让身边的兄弟姐妹看到一种乐观的信心，虽然回到家里，自己也会担心与忧虑。
2003年5月1日那天晚上，在刚开播的新闻频道里，《新闻会客厅》第一次播出，在我们的办公室，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开播仪式。我让同事写了四个大字：生于忧患。
是的，没有哪一个栏目没有哪一个频道事先想到会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诞生;然而，街上没有几个人几辆车，恰恰说明人们在家中等待着媒体去做媒体该做好的事情。越是忧患，越该是媒体成长的时候，而如果在忧患的时候，媒体也沉默，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所以，生于忧患是一种无奈，却也正是媒体的天职。
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自身也是危机四伏，人员流动大，二楼新闻播出区无法停顿哪怕一分钟，再加上我们《东方时空》的一位记者刘洪波已经因感染SARS住院治疗，更加让人担心。如果我们内部疫情发生，如何隔离?播出不许中断，播音区内如何工作?人员尤其播音员们都倒下了，怎么办?
有一天，我碰到新闻中心主任李挺，跟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一句：放心，我已做好了播《新闻联播》的准备。我们俩都没笑，其实，谁都知道：如果真到了最坏的局面，这种情况不是不会出现。
连续的工作，让我们越来越没有时间恐慌或担心，这时候的媒体，尽管平日里还经常被人骂，现在却被老百姓发自内心地尊重并需要着，而媒体人也真对得起这段日子里难得的环境自由，他们哪儿有需要去哪儿哪儿有新闻去哪儿，虽然危险，却也真正找到了一种作为媒体人的尊严和成就感。
这几乎是SARS时期，我找到的唯一可用的照片，还是因栏目开播而留下的，可见，那个时候的人们，并没有拿起相机的心情。在这张照片上，大家故意戴上口罩，是为了记住那个特殊的出生日：2003年5月1日，而背后的墙上，正是我提出的四个字——生于忧患。
最艰难的时刻就那么十几天，这之后，每天下午四点的直播里，每日新增病例人数开始由百位以上退到百位之内，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点。慢慢地，恐慌与担心进一步减小，社会及生活的秩序开始慢慢恢复。SARS时刻，一段突如其来噩梦一般的日子，即将走到尾声。而让人奇怪的是，这SARS病毒，如同鬼魅一样，悄无声息地来，制造了一场大乱，而之后在人们的严格防控中，又悄无声息地走，甚至直到走的时候，人们还没太搞清它的底细。或许，这是一种宿命般地对我们的提醒与警告?
SARS之战中，每个人的生活都被一瞬间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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