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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了吗_白岩松【完结】(20)

  人与人之间多了关切与温暖,每天手机上,都有很多短信传递问候与鼓励。SARS时期,医患关系没问题了,医生都是白衣天使;媒体负责任地报道,不再“娱乐至死”;网上不吵架了,无处不在互相祝福;甚至低密度的住房和郊区的住房,都迎来了价格的上涨,因为人们在SARS面前,意识到返璞归真亲近自然的重要性。

  但是,随着SARS战役的结束,人们的脚步又慢慢加速,快速生活当中特有的问题又一一回归,病毒肆虐中立下的“珍惜健康”“珍爱家人”等信念也如同平日里的很多海誓山盟一样转瞬即逝了。没办法,人们都是健忘的,哪怕当初的恐慌是那么的真实。

  尾声:提醒总理

  当年8月份,SARS渐行渐远,温家宝作为总理第一次来中央电视台考察工作,他这次主要是为中央电视台建台四十五周年而来。到台里之后接见大家,一个小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们与相关领导和台里的其他工作人员,排成几列和总理照相,照相后,他离开凳子要到前方讲几句话,他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停下,回身对原来站在第二排的沈力大姐说:“来,您先坐我那儿,别累着,还得讲一会儿。”这一个举动,透露出温总理的心细。

  沈力大姐感动地坐下,全场掌声。

  在这段讲话中,温家宝总理讲到:做一个领导,要冷静、清醒。

  隔了一会儿,在中央台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温总理和电视台的一些员工坦诚互动。聊了没多久,温总理就决定,中央电视台新大楼不用进行盛大的开工典礼,“我来了,就是为你们庆祝了,别浪费了。”听过这话,现场有掌声。

  面对面座谈时,我本没打算发言,因为觉得气氛不一定合适,没想到,临结束时,温总理点了我的名,于是,我也就针对刚结束的SARS之战,没太客气地谈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总理刚才谈到做一个领导要清醒,但怎样才能清醒?有人说记者是无冕之王,我个人不太同意,我更接受普利策的说法: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前方海面上有任何好与不好的信息,都要拿着望远镜看到,然后告诉船长和乘客,以便决定这艘大船怎样航行,如果记者只报告前方海面的好消息,而不告诉不好的消息,这艘大船会不会成为泰坦尼克,而领导又怎能做到清醒呢?”

  看见总理在笔记本上记着,我继续说。

  “过去有人担心,突发事件来了,如果让媒体报道,会引发社会的恐慌,制造不稳定,但这次SARS的经验告诉我们,媒体的快速透明报道不仅不是不稳定的因素,反而是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媒体的透明,也终于让所有人联合起来,从政府官员到科学家,从医务工作者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联起手来,共同打赢了这场战争。总理您如果有时间,该感谢一下全国的女同胞,是她们每天盯着家人洗手通风,而她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已经通过媒体了解了防范的要点。”

  最后这句话带点儿玩笑的意思,想缓和一下气氛,接着我又说:“我个人批评一下国务院的部委,重大政策出台,媒体要采访,或推或拖,等到同意了,新闻成旧闻,也错过了政策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希望能改进。”

  我讲完了,总理笑了。针对最后一点“批评”,总理现场办公,让旁边的国务委员华建敏负责落实,华建敏认真地记了下来。

  第二天,有人传话给我:有领导说了,你昨天的发言不错。

  一转眼,当初那场惊心动魄的SARS之战过去了七年,给人的感觉,就像过去了一个世纪那么遥远。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回归常态,甚至变本加厉。与SARS有关的各种信息也好像都静悄悄地消失了。

  然而人类所遭受的威胁却并未走远,一切都有着奇妙的回声,你不能吃一堑长一智,大自然,仍会惩罚你。2009年,甲型H1N1流感从西半球来势汹汹,死了很多人,让人依稀闻到了当初SARS时的气息。这个时候,我在想,如果这样一种危险的疫情,墨西哥将其隐瞒了几个月之久,最后事态很难控制才公开真相,我们会怎样看待墨西哥?而几年之前,我们的确曾这样做过。庆幸的是,我们吸取了教训,在这次防控甲流的遭遇战中,中国动作之快速有效举世公认,而我们付出的生命代价也最少。

  2003年年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启动了全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的大幕。第一期我就在场,从第二期开始成为主讲老师之一,之后全国各地跑,开始省级新闻发言人培训的工作。这之后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设立一路快跑。

  在十七大报告上,更是将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四个权利,白纸黑字地写于其中。短短七年的时间,时代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这一切,都源于2003年那场SARS之战给我们留下的经验与教训。

  余音:SARS真走了吗?

  任何事情,在历史中发生过,都很难真正消失得无影无踪,都会留下或长或短的影子。对于后人来说,如何去面对这影子,总是考验。

  2009年秋,我去中国传媒大学,也就是我的母校,为新闻学院的师弟师妹们讲课,结果看到一份翔实的社会调查报告,是三位师弟师妹利用业余时间搞的,报告关注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北京SARS后遗症患者的治疗及生活状况。

  这是一份很细致的调查,它让已被大多数人忘记的SARS画面再度浮现。更重要的是,将人们几乎已经不再关注的SARS后遗症人群重新触目惊心地呈现在社会的面前。

  由于当时SARS病毒无法真正摸清底细,重症的病人又危在旦夕,因此大量使用激素进行治疗。这一点,人们无法在今天指责当时的做法,因为遭遇战中,挽救生命是第一位的。但问题是,生命保住了,可由于激素大剂量使用,很多患者在SARS病愈之后,陆续开始被后遗症缠身,其中主要的是股骨头坏死,甚至导致生活再也无法自理。

  这样的后遗症患者,在北京有一百多人,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家庭出现变故,当初可以共患难,但后遗症带来的无止境的治疗使生活被严重拖累,于是,健康的一方选择离异,对于后遗症患者来说,雪上加霜。

  平心而论,政府对这批人很照顾,符合标准便提供免费治疗,部分人群还得到每年一定数额的补贴。

  然而,患者们依然感到恐慌与担心,病情还会不会发展?将来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那些有后遗症可从数据指标上又达不到标准的患者怎么办?尤其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信息与状况仿佛被屏蔽掉,社会与公众不知道他们的状况,不知道他们的艰难,也无法伸出援手,就仿佛他们根本不存在一样。

  师妹把调查报告交给我之后说:“他们(后遗症患者)很希望你能去看一看他们。”

  过了一会儿,又不放心地跑过来,“你会关注他们吗?”

  我对师妹说:“你们做了你们该做的事情,接下来该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了。”

  一个星期之后,以这份调查报告为基础的《新闻1+1》播出,相关的采访与患者的画面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作为评论员,我在节目中说:应当把他们的处境与现状放到阳光之下,这样,社会上愿意伸出援手的人们才知道他们在哪儿,才会去帮助他们。而政府也该明白,有些事,不一定都自己一肩挑,该社会解决的也交给社会一部分,香港在面对这样的后遗症患者时,就采用了社会上设立专门基金的方式来长期持续地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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