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民主的问题，而恰恰是民主需要进一步前行的问题。在这个方面，台湾为华人世界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将让更多人少走弯路。所以，当我们已陆续看淡台湾硬件优势之后，它在软实力方面的优势，只看我们如何借鉴与合作。
大自然的确具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我正在穿越的乱石滩地下几米深，就是曾经人声鼎沸的小林村。从8月8日那天起，原来的小林村便只在人们的心里存在。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一年后的同一天，甘肃舟曲遭遇泥石流，也有一个村子和很大面积的县城被埋。这一特殊的巧合，让两岸民众有了相同的苦难感受。
也为失败者歌唱
从小林村到阿里山，从死难者到无家可归的人，不到十天的时间，我触碰到大自然的灾难给台湾留下的一个又一个伤口，然而，机缘巧合，当我即将离开台湾的前夜，在宁静并温馨的空间里，我触碰到台湾另一个伤口，它不是来自大自然，而是来自历史。
结束了采访，第二天就要回北京，回到台北做完最后的直播并一起吃完欢送饭，回到酒店很久睡不着，这个时候，诚品书店二十四小时不关门的优势显现出来，我独自来到诚品。
一会儿，热销榜上的两本书牢牢地抓住了我，一本是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本是《台湾，请听我说》。
在龙应台这本书的封底上，有这样的话：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让你看见我们的父母，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这是一本你从来没认识过的一九四九。
而在《台湾，请听我说》的封面上，还有一行字：压抑的、裂变的、再生的六十年。
一九四九，六十年，多么熟悉的字眼，一瞬间，换了个角度击中我。
这一个夜晚，是2009年9月2日凌晨。从台北回到北京，我将全身心投入到共和国六十年大庆的直播工作中，这注定是一个欢腾的时刻，举世瞩目。这是一个庆典，也是因为一九四九，也是六十年，是一个属于胜利者的六十年。
但在诚品书店的那个午夜，在两本书的面前，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属于“失败者”的六十年。过去，我们几乎将这一点忘记，也似乎粗心地不再记起。六十年前，一个又一个码头或机场上以为很随意地离别，却让亲人离别了一生。在二百多万个六十年前从大陆到台湾的大陆人里，接下来都是怎样的人生，眼泪、思念、隐忍、绝望、幸运……又是怎样的一种交织?
那一个午夜，我突然感觉到真的离台湾近了。龙应台以失败者后代的名义，为“失败者”歌唱;而我，也天真地想当然地以“胜利者”后代的名义，开始正视并尊重起“失败者”来。起码，从认真地阅读与聆听他们的故事开始。
也正是在那个午夜，我似乎更清楚地看到了连接海峡两岸的道路。
时常，台湾，不过是我们发泄愤怒或畅谈梦想时的一个工具，而真实的台湾，它的悲情与压抑，自强与自尊，又有多少人认真听过，想过?
当我终于有机会站在人性的角度上，重新审视胜利与失败，重新阅读台湾这个历史的孤岛在过去岁月里的深深悲情，也才真正听懂了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与陈映真等人乡土背后的孤愤与挣扎。
两岸，不可能走上急功近利的政治或军事上的统一，而要走上柔化的人性与心灵统一之路，它虽艰难，却持久而稳固。近几年，大陆对台善意交往，以台湾及百姓所需为本，就是功德无量之事。大陆的“大”字，也正在此体现。
在台湾，希望立即独立的，是少数，希望立即统一的，也是少数;大多数，在观望，在心灵与情感上感受，在具体生活需求与未来上思量。这注定有一个过程，我绝不悲观。不说的理想才像理想，比“三通”更重要的是心通。台湾，小地方，却是考验海峡两岸中国人智慧的大舞台。
10靖国神社与垃圾分类
曾经有人问我：“你恨日本吗?”
我说：“我是东北人，你说呢?”
然而，2007年3月初，我要出发去日本，不是开会，不是旅游，而是制作大型系列专题《岩松看日本》，对于中国媒体来说，这是第一次。
自打香港回归直播报道之后，我几乎再没有过因工作而紧张的时候，但去日本之前，我的紧张持续着。不是准备不足，而是无法判断：观众会怎样看待这次行动?他们能理解吗?因为我清楚，在中国人心里，“日本”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出发之前，我们在网上征集问题和建议，没想到，一个副产品是：我不仅看到了好多人的支持与理解，而且在征集来的问题中，有很多很深很专业，显然，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于是，我有些明白：在沉默的大多数中，理性从未缺席，而只要你打算做的事儿是该做的，尽心去做好了。患得患失，对不起那些沉默的人们。
在我去日本的行李中，有近百页网上观众的意见与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带着它们，我觉得踏实。
去东京的飞机，上午九点多起飞，我们七点就到了机场，十几分钟后，我的手机上接到了母亲的短信，很长，我有些诧异。对于母亲来说，发短信是一件颇费气力的事情，我一年到头，也接不到母亲几条短信。
显然，母亲是为我去日本的任务而发。在短信中，她告诫我：涉及日本无小事，百多年的历史，让人们的内心非常敏感，因此到日本做节目时，要把措辞仔细斟酌，最好先落在纸上，以免出问题。
我母亲是一位历史教师，生于吉林，长于辽宁，工作并生活在黑龙江很长时间，出生年份是爆发了卢沟桥事变的1937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姥爷死于日本侵华期间，死因据说就与日本人有关。
我知道母亲的心情与担心，我猜想：这不短的短信，该是她几夜未眠的结果。
然而，我们注定出发，因为时间到了，有些事总要去做。
决定比台风还猛
打算去日本，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虽然将想法脱口而出只是一瞬间。
要感谢“岩松看台湾”时的海棠台风，在台湾的最后一夜，完成所有直播后，由于台风，我们只能闷在宾馆里闲聊。当时，大家已有感觉，这次《岩松看台湾》，注定已经成功，成就感让大家在台风之夜有些小小的兴奋，有人随口一问：“接下来咱们去看哪儿?”
我脱口而出：“去看日本!”
片刻沉默，似乎答案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
“为什么?”
我记得我回答了很多，但核心的一句是：“因为新闻在那里。”
说这话的时候，是2005年夏天。当年的4月份，从北京到上海，从西安到成都，中国接连爆发大规模的年轻人反日游行，中日关系一跌再跌，屡创新低。这局面自然与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直接相关。
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看日本，的确是一件让大家迷惑不解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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