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李挺主任赶了回来，他兴奋地通知我们，和赵化勇台长沟通了，赵台指示：既然进去了，就抓紧时间报道，但是，过两天还必须得撤离。
一个比绝望好得多的决定。
很快，我又进了直播间，开始直播。我知道水均益这一趟的不易，到了我和水均益连线报道时，几乎史无前例地，连线时间超过了二十分钟，我想充分利用他在伊拉克的每一分钟，不是想说明什么，而是为了一个记者的天职。
几天后，水均益再一次被命令“撤”出伊拉克，人们的指责声虽然小了很多但依然在，没人会去关心：为什么水均益莫名其妙地又出现在伊拉克，而几天后，又莫名其妙地再一次消失。人们只是在发泄着各自的不满，而水均益也几乎无从辩解，因为离开，来自无法拒绝的命令，而再次进入，却是来自个体内心的驱使，他不想拯救什么名誉，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一些。
这是伊拉克战争直播中一个几乎不该被放大的小小细节，却成了太多人难忘的记忆。
又一段日子过后，战争虽在拉锯，但伊拉克远不像萨达姆所表达的那样殊死一搏，而只是宣传部长一个人在扮演着千军万马的角色，估计离尾声不算太远了。一天下午，没有直播，我从台里开车去中央党校参加一个讲座，然而车开出台里没多久，我接到电话：美军攻入巴格达，要直播，速回。
几分钟之后，我回到演播室，开始直播，随着美军攻入巴格达，战争离结束的时刻真的不远了。
等我直播结束，再赶到中央党校，上千名师生已经等候很久，非常时期这非常的迟到，并没有被人责备，大家充满理解。
又是几天过后，伊拉克战争的直播结束，CCTV无论是在收视率，还是在口碑上都赢了属于自己的一场战役。事实证明，新闻的发展必须尊重规律，在中国日益走向大国的历程中，对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已经无法置身其外，直播，已是观众与时代的共同需求。
就在伊拉克战争结束的时候，在中国，SARS如同一个有智商的幽灵，从南到北，几乎没有对手地长驱直入，显然，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开始了。只不过，那是后话。
这是我在《感动中国》节目中采访杨利伟的画面。第一次转播神舟五号的过程一波三折，由于结果未知，直播计划在飞船发射的几天前被叫停。我们只好打擦边球，以直播新闻的方式来播出，在演播室里直播了二十多个小时，由于飞船发射成功，后半程监管放松，终于才又进入直播状态，直到神舟五号圆满完成飞行。
东方不再红时空
2009年的冬天，在北京一所高校里，讲座之中，一位大学生站起来问我：
“我在网络上看过你们的《东方红时空》视频，好像是你们内部的年会表演，我看了很惊讶，你们怎么还会唱歌搞笑说粗话?……”
我笑了，这个提问我不陌生，近些年来屡屡被人问起，已经习惯。
我回答他：“我惊讶的不是你问的问题，而是你的惊讶。任何人都不是非黑即白，每一个人都是多元复杂的。如果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像主持新闻节目时那种状态，只能说，生活和我们自己都太无趣了。还好，我们都有另一面，如同每一个人一样。你看到的是我们新闻评论部一年一度的内部年会表演的节目，那是我们创意的体现。那段日子，是我最怀念的时光。自打《东方红时空》被上了网并被大家黑白难辩地议论之后，那样平等而又充满创意的年会再也不见了。奇怪的是，创造力好像也随之被带走了。我很遗憾!”
我的回答是真实的，这个提问，也再次勾起我对那段激情燃烧日子的怀念。
表面充满恶搞气息的年会，其实背后充满着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意，它自由、平等、民主，成为辉煌时期CCTV新闻评论部前卫文化中特有的一部分。
最初的缘起，与《东方时空》有关。1993年夏天，庆祝《东方时空》开播一百天时，梅地亚中心举办了一个评奖会，那是一群二十多岁的创业者第一次得到承认的聚会。开播百天，好的口碑不断，让当时的杨伟光台长非常兴奋，不仅率领部分台领导亲自参加，而且还让人去他办公室拿回几样特别的物品当奖品，分发给《东方时空》的员工们。
而到了新年，年会正式举办。打一开始，在评论部开放而又自由的空气中，年会的主基调就已经形成：领导必须与百姓同乐，要坚决忍受一切打击，好好服务于群众，自觉接受群众们的各种刁难。第一次年会上，我们部门的大领导孙玉胜，就非常自觉地趴到地上与员工进行顶气球的比赛，这以后，在年会上恶搞与“折磨”领导就成为我们的传统。
想把这样的年会办好并不容易，每年临近年会时，评论部的“精英们”都要会聚一堂，开多次的策划会，定下当年年会的主基调和充满创意的表现方式，然后分别落实、执行。以至于离年会还有一段时间，评论部的员工便急切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打算在这一天充分“发泄”对领导的不满(领导不得有怨言)。更具吸引力的是，这一天，能充分感受评论部技高一筹的年度创意，并绝对会成为下一年贯穿始终的话题。
一看就是内部联欢时的场景。最初在评论部，大多数人并非央视正式职工，于是“招聘”二字的背后，是我们讽刺不平等用工制度、为自己呐喊的一种举措。借联欢之机，以搞笑方式向领导“申诉”。
于是，创意变本加厉，甚至员工自己都可能被“陷害其中”。有一年的年会，在北京的郊区召开。在一个平时人迹罕至但参加年会的所有车辆都必须经过的路口，我们的组织者设了一个局，四周埋伏多台摄像机，然后安排一位刚进部里大家还不认识的新人，借来交警的衣服穿上，一辆一辆查评论部来开年会的车。越有名越有职务的越百般刁难，比如让水均益自己抄写发动机号，将陈虻、关海鹰等主任的车扣下等等，结果被查者的应对方法各不相同，有给公安部门打电话找熟人的，有吵架的，有默默承受的，比如水均益，就非常配合。
有趣的是，当年会开始时，主持人问水均益：“听说车被查了?”水均益一副轻松的样子，“没事，已摆平!”但他没想到的是，大屏幕马上播出刚才偷拍到的画面，他正撅着屁股一笔一画地给人家抄发动机号呢。这画面一出，现场笑喷了!
在这之后，利用老电影改词对口型，讽刺或反映评论部的现实，成为最时尚的选择。这其中，《粮食》和《分家在十月》，由于准确地释放出动荡时期评论部人员的心声而一炮打响，外面的人看热闹，评论部的人却最能品出其中的五味杂陈。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充满自由空气的年会，越来越像是巨大压力下的内部心理医师，抚慰着焦虑，释放着压抑，沟通着情感，塑造着平等，然后，让每一个人都从第二天起再度轻松地回到竞争的战场。
辉煌到了顶峰，离下落就已经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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