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年会，由《时空连线》承办，我当时是这个栏目的制片人，自然将其当成大事来落实。崔永元、我、杨继红、陈虻这些“恶搞”的主力们早早地凑到一起，开了无数次策划会，一个又一个创意被提出又被否决，一个大胆的主意终于脱颖而出：根据史诗《东方红》的结构，全程改词，制作《东方红时空》，并全部由评论部内部人员来演出。
大家万分激动，一路辛苦不表，我们作为承办的栏目组，设计了从节目单到海报都充满着波普色彩的绝对现代派作品，最后演出效果达到了空前的巅峰。场面之热烈，创意之难忘，您大可上网去感受。
然而，这已是最后的疯狂。
由于此时已进入互联网时代，内部不知哪位好事者，或许觉得精彩应当与众人分享吧，便草率地将《东方红时空》视频上传到网络，问题随之而来。在一个普遍缺乏幽默感的国度，这个内部的演出成为罪状，“一点儿正经都没有”“哪像党的新闻工作者的样子”“话里有话嘛”“自由主义”“为新闻工作者抹黑”……这众多的话语，一句比一句沉重，也一天比一天让电视台领导感受到更大的压力。然而人们从不去想的是：这个团队一年365天里，有364天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栏目在奔波在拼命，在忍并坚持着，只把剩下的一天当做自己的节日，却错了!
终于有一天，我们接到指令，所有演出的VCD收回，海报、节目单收回，关键是，今后的年会必须阳光灿烂，四平八稳;不能恶搞，宁可不搞。
从此伤筋动骨，年会又回到所有国企或政府机关惯有的模式之中，台上领导端坐，群众下面鼓掌。有问题以为是后几排，仔细一查，根子都是主席台。大家心照不宣地又开始习惯已经不太习惯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语。作为一个原来年会的重要策划者和参与者，我已经几年没参加过这样的年会，我不想在四平八稳的年会中去体会伤感，体会激情的灰飞烟灭。
2010年年会，我又没去，不一会儿，接到敬一丹大姐的短信：“再也不是以前的年会了!”
我猜得出来，也感受得到老评论部人心中的那份沮丧，自由、平等、民主的那些空气，似乎一点一点在打击“恶搞”的同时被抽走了，大家都心不在焉地继续着自己的旅程。
然而我并不真的沮丧，因为那样欢快自由的日子，我们曾经拥有过。就像我安慰年轻的同事，没什么可沮丧的，并不是现在不正常，而是现在正常了，过去才不正常，我们恰巧并幸运地赶上了那段不正常的日子罢了。
听过此番话，沮丧的同事似乎释然了。
随着新闻改革在台内又一次轰轰烈烈地进行，我心中蠢蠢欲动，不知道这让人难忘的年会能不能再度归来。我也听到台领导大喊“激情，激情”的话语，或许，那自由与充满创意的年会，假如再度归来，带回的可能不只是笑声，还有屏幕上的激情与创意吧!
冬天里的一把火
2009年元宵节的晚上，央视新台址配楼突遇大火，火光映天时，我被堵在与它相距三十米的马路对面，几十分钟的时间，我虽然寸步难行，却被迫看着那火势从小到大，当然，也看到路边人群中复杂的表情。
由于那天是元宵节，《东方时空》老《东方之子》节目组聚会，那是我作为电视人成长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空间，还是天南海北电视人当初因理想而聚集的地方，所以，大家彼此情感很深，再加上每个人也都有着现实中激情不再的诸种不如意，聚会便更有感召力。
不到八点，由于我晚上有《新闻1+1》直播，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先行离开，没想到这一个提前离席，让我成为大火的一个见证人。
不一会儿，我车行至央视新台址东三环靠西一侧的辅路上，突然就走不动了，路边很多行人表情怪异，我当时以为，大家早早来到街边，等着看多年来最圆的月亮，但这念头只是一闪，便觉得不对，似乎有火光照在他们兴奋的脸上。
我向左一回头，惊呆了，大火正从央视新台址配楼的南半侧，快速地从下向上燃烧，并夹杂着“啪啪”的声响。
新台址我还算熟，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就在这大院里的另一处办公地点直播了二十天。我们那批人，也成为到目前为止为数不多的在新台址里工作过的央视员工。
燃烧中的配楼，是即将开业的酒店，类似现在老电视台旁边的梅地亚酒店。另外，这栋楼里还有一个剧场，或许将来可供央视录制一些节目。
然而大火改变了一切。
几十分钟后我终于冲出重围，马上给新闻中心梁晓涛主任打电话，告知火灾情形，并希望报道，梁主任告诉我：已派记者赶赴现场，会翔实记录。
我心急如焚，不仅因为火灾，更因为十点就要直播的《新闻1+1》，如此拥堵，直播是天，赶不上节目开“天窗”怎么办?
越急越出状况，到达天安门广场，恰逢中央领导参加的元宵晚会散场，我又被堵在路边。没办法，向交警求救，听说要直播，警察帮我挪开铁围栏，打开另一通道，我得以冲出重围，到达演播室的时候，离节目开始只剩四分钟，有史以来最危险的一次。
我依然在忙乱中心存侥幸：我是大火目击者，可不可以在接下来的《新闻1+1》中直播报道评论这场火?
大家苦涩地一乐，其实说完我也一乐。我自嘲地和搭档开了一个玩笑：如果直播，导语我都想好了——“本台最新消息，本台记者报道：本台着火了……”
苦笑……
非常苦涩的笑。
直播结束，短信陆续进来。安慰中有些离谱的，“老白，没事吧?”还以为我在楼里办公，其实离搬家还早着呢，而且并不是我们未来的办公楼，只是配套酒店楼。更多的短信是询问，然后是讽刺。经典的是：“除夕夜火了小沈阳，元宵节点了大裤衩，横批：央视不差钱。”我接到这条快速到达的短信，苦笑加剧，人民怎么这么有创意啊!
苦笑还好办，真正的苦难也随之开始。从第二天起，先是办公条件上，抽烟都被禁止了，冰箱不许使了，更要命的是：微波炉都不让用了。这可真苦了电视人，工作没时没点的，采访回来想吃口热饭，过去是微波炉一热，元宵节大火之后只能吃凉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现在。
更深的苦在心里，面对这场大火，央视人对内愤怒生气，因为大家也是受害者;对外，面对众人的挖苦与嘲讽，无从回嘴。一场大火，测出了大家对央视的不满，也加剧了这种不满，改变它，依然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一场大火，让搬家事宜无限期地向后推迟了，对于那些很早就在东边买房住下的央视人来说，推迟搬家就意味着上班的路将继续漫长无比。比如我，住东五环之外，推迟搬家，就意味着我每天要在北京的大东头与大西头之间来回奔波，但是，又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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