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后，他成了京城一著名作家。
而正因为我们严防死守，那届书市挣到近三十元，大数目，十几个同学用喝酸奶的方式把这笔巨款奢侈地消费掉了。
逃票
在八十年代上大学，如果谁没有逃过公交车票，估计他是撒谎。
车越挤，逃票的可能性越大，毕竟乘务员寸步难行。但只靠人多来逃票，成功系数不高，于是画月票就成为最主要的方式。
一个宿舍，一般集体买一至两个月票，然后轮流出门，都拿这借来的月票，方法就是换上自己的照片，并在照片的角落上，惟妙惟肖地画上公交印章，再装上月票夹，几乎可以乱真，于是，才有了那时候大学生中间“百日蹭车无事故”的民间评选。
然而百密总有一疏，或者太过乱真以至于造假者过于大意，本宿舍一老兄，出门拿上改装后的月票，表情轻松地上了车，查票时亮出月票，可售票员却不依不饶，原来，他没夹住自己的照片，从月票夹里滑落出来，让人一眼看出和月票上的照片不是一个人，老兄始终不承认造假，硬说照片上就是他，之所以自己显瘦，是因为公交车太挤造成的。狡辩半天，还是被人家拉回公交车总站，那时候，可没有“文明服务”这回事，于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本宿舍老兄招供。最后被罚了半个月饭钱，灰溜溜回到宿舍，吃了俩礼拜咸菜。
传看武侠书
八十年代中后期，金庸古龙开始疯狂流传，不知谁从家里或朋友那儿拿来一套，因为平日买不起，于是大家废寝忘食地传着看。
一套金庸古龙，一般四五本，几十个人抢着看，想按顺序就很难，于是，只能先拿到哪本就从哪本看起，至于下一本到手里是不是连着，看运气。
于是，我们看金庸古龙，大多是看完三，看五，然后看一，再看四，最后看二，阅读顺序不同，导致大家对同一本书的理解并不同。至于各位看客，有没有在多年之后有了条件，再重新按顺序看过一遍，那就各自选择了。
但是，我们都觉得金庸古龙好看，估计与这种错乱的阅读有关，因为前言不搭后语，凭空又添了悬念与想象。
打发无聊的日子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尤其是文科生，不一定都热爱读书，甚至是，很不爱读课本及正经书。可毕竟是青春，一身的精力，总要找出口，太多的无聊日子需要打发，于是，除去踢足球，其他的各种娱乐方式就开始层出不穷。
八十年代中后期，麻将进了校园，一夜之间火爆起来。学校当然要抓，学生却不可能不打，猫捉老鼠的游戏天天上演，甚至同学之间，也要斗智斗勇。比如中午或晚上吃饭前，怕一会儿回来没自己的位置，就拿走几张麻将牌装自己口袋里，然而先吃完饭回来的几个，才不管这些，缺牌的麻将照样打。由于当时高校管理，晚上到点儿停电，苦了打麻将的，我们干过在楼道厕所处打麻将的壮举，因为那儿有亮。也因此，时常有半夜起夜的老兄，一边尿，一边回头支招，“打五条……”
八十年代是一个很崇尚装酷与摆严肃姿态的时代，天天嬉皮笑脸会显得很没水平，于是，我回头看自己那时候的照片，装严肃的居多。而任何事，装的时间长了也就成了习惯，所以，好像到现在也不喜欢笑。看样，这属于一个时代的“后遗症”。
赌资是饭票，几分钱为底，谁如果一天输了一张满值四元的菜票，那算是点儿背到家，一般会拿着空饭盆，跟在赢家后面蹭饭吃。
除去麻将，也喝酒，但口袋里缺钱，这习惯养不成，只能极偶然而为之。不过还是有本宿舍一老兄与其他宿舍一老兄，打赌，一起分了一瓶酒精，喝下去，对坐在床上，看谁先倒，最后双双不省人事!我们事后查证：酒精都是医用的。
还有，就是抬杠侃大山，只要凑够三个人，辩论会就开始，国际国内大事，尼采萨特叔本华，你只要敢开头，我就敢跟上。那个时代，之所以哲学家们的书热销，估计和大家都需要谈资有关，没点儿知识储备，话题参加不进去，女朋友都不好找。
大把大把无聊的日子，被大把大把的创意给填满，到最后临毕业时，懒得动脑子的人们，竟然开始玩飞行棋和跳棋，用扔骰子充填时光的流逝。多年过后，这一切竟成了回忆中，很美的一种青春风景。
各种名人的讲座
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讲座是重要的课。
有名人要来，校园往往提早贴出海报，大家早早去用书本占座，晚上好与之唇枪舌剑。没人因为是名人，就放他一马，反而变本加厉，都琢磨着提更刺激的问题和名人过招，事后也很少有人去找名人签名合影(当然，也是因为没有相机)，但是如果真讲得好，回到宿舍，相关话题一定以卧谈会的形式持续到天明。
为请名人来做讲座，我去过梁晓声老师的家，之前不认识人家，问清楚之后，推门就进，一聊半天，敲定讲座时间，之后，梁老师真到。
也去请过刘索拉，来回接送，聊什么忘了，但感觉自己挺放松，而且，人家还真跟自己聊。
那时候的讲座充满火花，张贤亮在本校，号召大学生入党，将一个农民政党改造成知识分子的党，台下一片掌声，并成为一些媒体报道的内容。
多年以后，我在宁夏与他谈到这件事，他说：之后还与胡耀邦认真交流过。
写信
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与短信，甚至电话也没有。在家乡的时候，各个单位怕找不到人，休息的日子都要安排职工轮流值班，而要找人，则直接上门去找，没在家留个条算交代。所以，那个时候，同事互相知道家住在哪里是很正常的事。
上了大学，与家人和同学的联系，主要靠书信往来。记得1986年那一次小型学潮的时候，我一位在四川大学读书的中学同学，给我写来十几页的一封信，厚厚的，一笔一画皆是对时局的分析与评论，而我的回信好像也不短。
越来越短的信，是写给家里的，后来的功能主要是要钱;为了稍加掩饰，前面要汇报一下学习情况，目的还是为最后要钱作铺垫。
信与汇款单，是上大学时最盼望的东西。当时班里负责此类事务的同学牛气得不行，每天午饭后，见他拿着书信前来，都跟看见圣诞老人似的。
如果遇到更着急的时刻，就要出去很远打电报，而打电报是按字收费的，于是为了省钱，都学会了简短表达，花小钱办大事。后来电报退出历史舞台，也间接开创了一种啰唆的文风，算是“后遗症”。
看现场配音的外国电影
八十年代，技术因素加之物质条件贫乏，盗版业没现在这般发达，偶尔为之都是录像带版本，一手的几乎没有，大多都是三四手之后，我们称之为“孙子版”或更晚辈，这样的版本，让大多数彩色电影的效果都已如黑白一般。但即便如此，拿到一盘好电影的录像带，都是同学间的大事，像《出租车司机》、《野战排》都是模模糊糊看完的，但印象却十分深刻，并绝对成为日后谈论很久的话题，以至于校园里的美女，都在那几天中不再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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