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时的电视剧，绝对具有万人空巷的魅力，也正是这样一些其实水平不过如此的电视剧，让当时的中国人把买电视机当成了最高家庭目标，直至九十年代。
打架
我不知道，在关于八十年代的记忆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关于打架的画面，有的是自己亲自参与的，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家门口是一个大广场，那是我们当地很多年轻人相约打架的重要场所。有的是单挑，有的是群架，有的徒手，有的带家伙。偶尔我在家，会看到他们呼啸而来，一阵昏天黑地，然后呼啸而去。当然，那个时候打架有个重要特点，如果有一方被打伤，往往是由赢家负责送到医院，并且掏钱付治疗费，甚至此后还会把酒复盘言欢，这举动，在我们那儿被当成美德。后来我想，或许是当时生活太平淡乏味，缺少刺激，青春的火气无处发泄，打架才盛行吧。
在大学，我似乎也是一个好战分子，长期在球场，哪能不动拳?四年里，我这样的举动不少。幸运的是，大多逃脱了惩罚;不幸的是，今日给晚辈说起来，不像好样板。
不过现如今，人们的火气比过去大多了，随处可见的抱怨可以证明，但打架的画面少多了。或许是文明程度的提高，或许是人们觉得太不值。或许是身体的状况不如以往，打架的能力衰退了。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讲的：一东北人去广州，见街头两人吵了起来，东北人以为有动作戏可看，凑上前去，结果二十分钟后，两人依然在吵，东北人失望地甩下一句话离去：我X，还吵!在我们东北早住院了!
其实，在目前的东北，也没多少人因为打架住院了!
考大学
我背后景山公园的条幅说明了时间，1985年国庆，我刚来北京一个月，校徽、长发、皱巴巴的西服，拿腔拿调的姿势，记录着一个大一新生的状态。
曾经在上高中之后，成绩滑落至全班倒数第二名，剩下一年的时间，不知为何突然用功起来，为考大学，早起了近一个月，为的是临阵磨枪。在当时，虽然考大学不像今天这样万众瞩目，但还算大事，舅舅送上大礼：好多包方便面，在当时，这算补品。
高考分数下来，我是自己骑车去学校查的分，比重点线高出三十多分，知道自己有戏了，于是有点儿激动，一路骑车飞奔回家，看见姥姥和妈妈都在家门口等着，把分数一报，长辈的眼里分明都有了泪花，我借机提出要求：可否给点儿钱，去看同学?妈妈立刻表示同意。要钱回应得如此爽快，这，好像是第一次。
至于为什么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广播学院，其实纯属偶然。我妈妈的一个学生，过年时到家里来拜年，她是广播学院的学生，三言两语中，我听说广播学院有时间看闲书，考试容易过，顿时觉得是天堂，于是报考。
考上之后，母亲一同事大为惊异：广播学院?这孩子上电大，怎么还去北京啊?显然，她把北京广播学院，当成广播电视大学了。
不过，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没什么太大的名气是事实，我们等于买到了原始股。
被北京罚款
刚到北京，很多规矩不懂，其实，那时的北京，很多规矩也是乱的。
到王府井逛街，看糖炒栗子新鲜，买了一包，边走边吃，吃着吃着不对劲儿了，一直觉得身后有一位大妈跟着，一回头，坏了，看着像一个清洁工，于是栗子不吃了，收了起来。
一见我收了栗子，大妈说话了：“不吃了?那交罚款。吐一口皮五角，一共三口，一块五。”
我傻了，大妈一直在保护犯罪现场，于是我无话可说，一块五，乖乖交了。
在当时，一块五，可是巨款，心疼了很久，不过，值，以后再也不敢随地乱扔垃圾，甚至，都不太爱吃栗子了。
民以食为天
刚进大学时，用今天的眼光看，饭菜不贵，宫爆鸡丁、熘肉片，三毛五一份，而且是真有肉。等我们四年后离开校园时，同样的菜已经涨到八毛，肉，基本上要用考古的方式来寻找了。
正长身体的我们，一顿饭也就是一份菜一份米饭或俩馒头，多了吃不起。因此，如何与大师傅斗智斗勇，争取让他给你装菜时多一点儿，就成了大学四年中一个重要的才能。由于大师傅往往是男的，女同学，尤其是漂亮的女同学，被我们怀疑在装菜时占了大便宜，不过也正常，在哪一个时代，美女都会占便宜。
实际上即使多装一点儿，对于年轻的身体，也是杯水车薪。四年中，饿的感觉没停过，一般晚上五点多吃完饭，九点多就开始饿，别的买不起，买个馒头当夜宵是常干的事。然而不管你在宿舍里怎样藏好，十有八九，当你上完自习饥肠辘辘地回到宿舍伸手一摸时，都会发现：馒头又被偷吃了!找事主，难度太大，更何况，头一天，也许自己就是偷食者。
毕业二十年后重回母校，在食堂里狼吞虎咽时被人偷拍。看着吃得猛，实际上却吃不了太多，一来怕增肥，二来胃口变小。人生真是矛盾，有胃口天天饿时没能力多吃，可有能力后又没什么胃口，不敢吃了。
那年头，油水不足，胖子就少，班内有好事者成立了一个“油肚协会”，腰围达二尺五者可进入，最后全班男生满打满算，三十人里有三个合格的，剩下的，大多骨瘦如柴。而很多年后我们聚会，绝大多数都正在为硕大的肚子而发愁。显然，我们这一代悲剧的成分偏多，好像体型一直就没有正常合适过。
偷书与自报家门
常听人说，五十年代，中国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依我看，到八十年代初也是如此。倒不一定是民风淳朴，而是家家清贫，实在没什么可偷的。但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慢慢提高，民风就不那么淳朴了。比如1986年我去长沙实习，在公共汽车上，就见到了这样的标语：“学雷锋，防扒手。”显然，伴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小偷，超过了乞讨，重新成为热门职业。当然，也有人“兼职”，比如偷书。
八十年代，王府井新华书店是读书人的梦想之地，店堂大，书多，于是常去。不过那时候，大多数学生囊中羞涩，爱书却无钱买书，于是偷书者屡有出现。不过偷的没有防的精，总有落网者。对于广播学院学生，一旦被抓住，问及姓名时，男生总是“常振铮”，女的总叫“刘继南”。后来，这招不好使了，因为人家书店跟学校一打听，广播学院院长叫常振铮，副书记叫刘继南。
很多年后，我们毕业二十年大聚会，常振铮院长到场，我们集体用掌声和跺脚，表达了对当年“盗用”常院长名字的深深感谢之情。
1986年暑假，我去成都找中学好友，来了一趟长江之旅。一路上由于太缺钱就能省则省，逃票、睡船上的甲板、吃面包……居然用最小付出，完成了从成都到重庆再顺长江而下一直到南京最后回家的壮举。这是我们哥儿俩在武汉的合影，回忆中，苦都是乐。
在校期间，我组织过一届书市，去北京很多书店商谈，人家答应让我们七五折或八折进书，于是拉到校园来卖，防盗成了重中之重。其中有本班一同学来到现场，趁大家不注意，将几本书装入包中，被抓了现行之后，他理直气壮地说：“还要钱吗?那我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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