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宣判出来了,"张金柱被判处死刑!"这样的判决立即让受害者家属感到了正义的伸张,几乎所有关注此案的善良人也都松了一口气:"张金柱该死!"在这样的气氛下,有一些另外的细节被忽略了.在宣判结果出来以后,张金柱的两位律师发表了公开信,认为张金柱虽有罪,但罪不该死,他们之前曾经到北京向八位法律专家请教,得出的结论一样:张金柱罪不该死.
另外也有人注意到,判决书中有"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词句,这更让很多人担心在对张金柱的审判当中,司法是不是在一种新闻和民众包括另外一些无形之手的庞大压力之下作出死刑的判决的呢?
对张金柱这个人的憎恨是强烈的,从情感上讲,张金柱最后命丧黄泉是自作自受,一点都不会让人可怜.但作为一个记者,我们又必须去倾听超出个人情感好恶的理智之声.
"我是被你们记者杀死的."这是张金柱的一句名言.
初一听到,很容易产生一种喜悦感,会在这句中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力量,然而这种倨功的感觉稍纵即逝.记者不过是一群记录事件的人,一旦有所越位,拥有了生杀大权,那只能说明这个社会还或多或少地有些可悲.即使铁肩担道义,愿望是善良的,也依然希望结果的出现是依据社会固有的一套程序来取得的.一旦社会的固有程序受到民众或新闻媒体的随意左右,从表面上看,也许这一件事情顺应了民意,但最后真正得不到保护的还是民众与新闻媒体自己.
也因此,我至今不知,张金柱是否罪该死刑?我想念,面对张金柱事件从出现到最后一声枪响,其中的复杂滋味一定会让人左右为难,这个时候理智与情感再次冲突.
面对法律,其实我们将拥有越来越多的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如果一任情感泛滥,图一时之快,那我们迟早会受罚.也因此,张金柱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必须时时让理智占据上风,这样才能避免将来出现更多的张金柱.
以我的观察,张金柱事件也常常让新闻从业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总是,至少我相信,这件事虽然体现了舆论监督的力量,但大家还是清醒地在事后提醒了自己:记者不是法官,生活中的超载职权也和足球场上的越位一样,只会破坏一次原本可能有效的进攻.
再往后,新闻媒体仿佛一夜间成熟了许多,再涉及一些类似事件时,更多的记者并不是直接把自己的愤怒或其它的感情写在前沿,而是努力克制着自己,让事实去说话.
比如说,1999年,北京人民医院又发生了一起和张金柱事件正好相反的事,眼科医生高伟峰第二天要做眼角膜移植手术,但头一天晚上,他却发现,原来冰箱里备好的眼角膜已经不能用了,而第二天的手术如果没有眼角膜,病人将有失明危险,怎么办?一瞬间,高伟峰平静地作出了选择,到太平间,在一位死者身上私自取下了眼角膜.第二天的手术非常成功,两位患者重见光明.但是死者家属却在八宝山发现死者的眼球不见了,一纸诉状将高伟峰告到了法庭.
事情似乎很简单:高伟峰为病人着想,自己在其中也没有利益所得,目的是善良的,因此如果高伟峰被定了罪,那岂不是对善良的一种打击,以后谁还会做好事啊?
我采访了高伟峰,当我问到:如果今后你再次遇到类似的情况时你还会这样做吗?
高伟峰回答:是的,我还会.听得出来,高伟峰也和很多人一样,因自己的善良目的而面对法律时颇有些悲壮的自豪感.
为他声援的人很多,而死者家属那一连的声音却显得弱了许多. 最后的结果是高伟峰被免于起诉,善良的人们松了一口气.
我一直不知道,面对这个结果的时候,死者家属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但我自己的心情我知道:多少有些失望.
从情感上讲,高伟峰的所作所为非常让人钦佩,但理智下来,我却认为,高伟峰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必要惩处,因为目的只要善良就不顾及手段是否恶劣是我们过去几十年中的思维定势,多少翡苦的后果不都是因为最初的善良愿望吗?因此当我们面对结果的那一座座废墟,我们都习惯于由于最初动机的善良而原谅了肇事者.
高伟峰松了一口气,我和很多人迟迟松不下这口气.后来我遇到《新闻调查》做这个节目的编导张洁,谈起了这个案子,他的想法和我一样.但他告诉我,高伟峰被免于起诉并不是由于民意的压力或高伟峰本人善良的动机,而是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的法律.
听到这个解释,我稍稍松了一口气,没有相关法律毕竟比在压力下不公正执法能让我接受一点,但明天呢?是不是真的会象高伟峰接受我采访时所的那样:即使理遇到这样的事,还会采取相似的办法?
那就太可怕了.
无论是死去的张金柱还是行医的高伟峰,新闻人就是在面对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事件中体会着理智和情感的冲突.这种冲突还会持续多年.只是希望,我们都感受到一种方向,那就是这个社会正一步一步向理智与成熟,因为无论是好的还坏的情感,一旦被纵容,最后都把 我们毁灭.
中国当然可以说"不",但关键在于中国怎样说"不"1999年5月8号,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记忆犹新的日子.那一天清晨,以美国这首的北约袭击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了三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的悲剧性后果.
这件事我知道的并不早,由于中午没有看午间新闻,下午有一场难得的足球比赛,直到来到球场,我才听同事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最初我并不相信,"这太不可能了",介但同事真诚的诉说让我不得不相信,一瞬间,我们沉默下来,然后就是愤怒.
我相信知道这条消息以后,我们一帮人在绿荫场上说了无数的脏话,矛头当然是对着敌人去的,我们手无寸铁,而且面对也似乎是一群并不具体的敌人,有一种有劲使不上的感觉,最初的愤怒除了用脏话来发泄一下还找不到其它的出口.
不一会儿,我的呼机就响了,台里通知我马上回台,准备当晚重播的《东方时空》
,把新的内容加进去.
这个通知救了我,知道了这件事,然而只能在家里坐着,那是一种痛苦.
晚上7点钟,赶到台里.台里是一片战前景象.这一一在本是星期六,但各个办公室的人却比往常还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严肃.
评论部的人聚到审看间,讨论我们的节目计划,新的形势下,明天的《实话实说》
要拿下,我们要在当天晚上余下的时间里制作出一期间35分钟的《东方时空》,全面反映这一事件.
晚上9点多钟,节目方案出来了,报请领导批准之后,10点多钟,各路记者开始行动.这期间不断有记者在家中打电话来询问:"有没有什么事可以干?"然后就自发汇到台里,愤怒已经让人无法独处.
中国当然要说"不",但怎样说"不"却不能不考虑,只有有理有利有节的愤怒才是有价值的.
晚上十一点多钟,我开始在演播室里陆续采访专家,他们在情感的愤怒之中理智地分析着前因后果.
送走专家们,已是凌晨两点多钟,我又采访了前方的记者和在罗马尼亚的邵云环之子曹磊.我知道,这一个夜晚,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不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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