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多钟,我开始写结尾语,这个时候,我知道,愤怒是需要理智的,也因此,我在节目的结尾语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也许我们该看一下今天的日历,5月9号,母亲节,原本这该是充满人性温情的一天.在遇难者中有一位母亲和未来很有可能成为母亲的年轻妻子,然而几枚凭空而至的导弹却改变了这一切,她们再也体会这种人间温情,而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也将在这一天分担她们家人的痛苦和悲伤.
然而面对1999年5月8号,我们仅有悲伤、痛苦与气愤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拥有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认识,这个世界并不象善良的人们相信的那样善良,霸权与侵略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要相想世界真正和平,中国必须强大,让我们一起加油,把心中强大的中国梦尽早变为现实!"
我至今都能感受到,当初写下这段文字时心中的痛苦,情感无数次想挣脱理智的束缚,想最大限度地发泄愤怒,但最后还是在气愤与理智之间寻找到结合点,因为正如我在结尾所写的:仅有骒不够的.
在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我听到一个段子,是骂克林顿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天堂中都有一块表,上帝看每一个人在人间的好坏表现,来决定你的表走得快还是慢.如果你在人间总做好事,上帝就会让你的表走得慢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在人间长寿,而如果你总在人间做坏事,上帝就会让你的表走得快一些,这样你就在人间短命.结果5月9号这一天,有人上了天堂,好奇地寻找克林顿那块表,结果被告知,由于天堂炎热,克林顿那块表被上帝拿去当电扇了."哈哈大笑中,反映了中国人的一致心理.发泄愤怒是容易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窗户都被砸了,车好被烧了,美国驻成都领带馆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更有趣的是,在东北的长春,一个愤怒的中国小男孩将校园内一名美国外教的儿子结结实实打了一顿.
中国当然要说"不",主权受到侵犯,3个生命的失去,没有愤怒那才奇怪.
但显然,一味地愤怒下去并让愤怒超越界限也不是办法.
我相信如果听任愤怒美国在中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在几个小时办就消失,很多在华美国人的日子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但中国人没有,几天之中,中国人寻找到了愤怒和理智的最好结合点.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只有自身的强大才是最好的报复.
几年前,一本《中国可以说不》风靡一时.中国当然可以说"不",但说"不"显然不单单是一个发泄民族情绪的问题.
在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之后,我听到不少人对我说:"老毛头那时候多厉害,美国佬怎么啦,照打不误."听到这话,我理解说这话人的心情,但是要知道毛主席的强硬有其冷战时代的时代背景,如果让我们真的回到老毛头的时代,人们就真的舒服吗?,毛主席的强硬是对立在闭关锁国的基础上的,而闭关锁国的结果却是自身日渐落后、内乱不断.如果我们能在强硬的那个年代,合理地解决说"不"和强大自身的关系,早一点打开国门,也许今日我们说"不"的底气就会强的多.
今天的中国不是没有说"不",但有策略地说不正是为了明天说不更有影响力更加掷地有声.
我当然能够感受到这样做时的痛苦,甚至有一些决策者也和我谈过他们心中的这种痛苦,但今日世界之中,弱肉强食,不讲策略的说不最后只能使自己日益虚弱,那样的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在很多年前说过这样一段话:
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段话中读出不同的含义来.有人读出痛苦,有人读出策略,有人读出伟大,但不管你怎么想.在目前的局势下,都得这样做,而且越是高层,对其中的深意理解得越深.
在这个时候,作为中国人中的一员,我常常会有一种咬紧牙关,有一些眼泪和委屈咽回肚子的感受.但今日不在理智与情感间寻找最好的结合点,明天我们的就无法大声说"不".
在我们所遭遇的种种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之中,这是最大也是最痛苦的,而这又是必须让理智占上风的长久冲突.
因此很多年中,我们都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当然可以说不,但关键在于怎样说不.
〓〓〓第十七节·改革记忆:并非个人的历史〓〓〓内容暂缺
〓〓〓第十八节·泪洒天堂:生命的终结是感叹号〓〓〓做新闻工作,表面上看是和一个又一个事件打交道,而归根结底,其实是和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打交道.平常做《东方之子》就更是如此.
而一旦不停地和人打交道,人的生老病死,我们就都回避不了.曾经眼见着是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突然有一天你就被告知他已经躺在了病床上,虽然人得病总是常事,然而毕竟或多或少有过交往,因此这个时候就常常感慨造物主的残忍.
更加残忍的是要经常面临一些死亡,尤其是那些曾经在我们的镜头前抒发过自己的抱负讲述过自己的人和珠,如果有一天,忽然哪一位同事告诉你:他已经走了,我往往会突然愣一下神,然后让他曾经在我们面前说过的精彩的话语在自己的眼前飞过,也算是一种纪念.
做《东方之子》节目几年,陆续的不少节目中的主人公悄悄离去,比如有一天,我打开报纸,突然看到一篇纪念前任卫生部长陈敏章的文章,"他走了?"再仔细一看,已走了一些天,"才60多岁啊!"可造物主从不因为他过去做了多少好事而迟些下天堂的请柬,看这篇文章时的那一瞬间,我的心情自然和其它读者不同,因为几年前,他还在部长位置上时,我采访过他,清清瘦瘦,办公室里一张整洁的小床,一个知识分子部长的典型形象.直到采访结束和他告别时,他还在意犹未尽地和我们谈他的忧虑:中国的乙肝患者能不能少一点.这样一位一直为他人的健康操心的人,自己竟然英年早逝,而且残酷的是由于他是位优秀的医生,因此身体刚刚有些异样的时候,他就准确地为自己的病情下了判断,然后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这个细节让我看这篇文章的同时,有一种再为他做一期
"东方之子"的愿望,然而一切都晚了.
还有的告别给人的突然性更大.96年底我采访了民乐大师彭修文,接着我就出差到上海,工作之余,我在上海的报纸上惊讶地发现彭修文去世的消息,"这怎么可能?"然而白纸黑字告诉我,这是事实.可对我来说,另外一个事实是,我刚刚结束对他的采访没几天,节目还没有播出,而采访他时,彭大师还精神很好,脑子里全是民乐的问题,还有很多多年来不被人理解的痛苦与寂寞.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大师的仙逝而走远,身后只有哀悼的哭声而了东西南北的议论声.
对我来说,刚刚相逢就得在心中准备告别词,彭大师的离去给我内心的冲击是大的.
每一次和优秀人物的相识都是一种缘份,而每一次和相识过的人说永别又都是一件再残酷不过的事.然而毕竟只要在人世间,这种告别就会残忍着出现,让你我无法躲开.于我来说,每次看到生命的终结,我都不认为这是个句号,而往往是个感叹号在我脑海中盘旋,以下几次告别自然过去几年中印象深刻的,几个的感叹号也自然在心中挥之不去.
1997年2月邓小平突然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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