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明嘉靖年间，倭寇受戚继光打击，从海上逃至长涂岛，霸占了这口久旱不干的水潭，直至两年以后，被杀上岛来的戚家军剿灭。当地百姓从此把水潭称作平倭井，并在井旁立一石碑，上书“抗倭碑”三字，石碑在七十年代毁于内乱，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后来重修的。
在定海就听说长涂岛有一种奇特的糕点，叫倭井潭硬糕，原是渔民出海捕鱼时充饥的干粮，现在已成为有趣的土特产。倭井潭曾经开办过好几家硬糕厂，如今只剩几处硬糕作坊，其中最正宗的是“老万顺”硬糕店。这一天的午后，我跟随着徐国文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找到了它。
“老万顺”硬糕店主人叫林玉扬，是一位厚道的老汉，他的祖先一百五十年前为了生计从浙江黄岩迁徙到岛上，一齐带来的是祖传的硬糕手艺。林玉扬是第五代。1985年，他给自己的硬糕店挂上了“老万顺”的招牌，但是这时硬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八十年代开始，海里的鱼越捕越少，渔民的船越开越远，出海的时间越来越长，木帆船被钢质渔轮代替，硬糕不再是渔民的粮食，代之的是更为新鲜可口的食物。倭井潭硬糕已成为过去岁月的回忆，一种笨重、价格低廉的纪念品。
这是一个古朴的家庭作坊，屋檐低矮，分前后两个小开间。前开间里，两米多高的烘灶依墙而筑，灶前堆着煤块和烘筛。我进门的时候，男女主人正在后开间忙碌着，男主人林玉扬在和粉，女主人一次次麻利地把和好的粉盛进糕框里，用竹刀压实、削平，切成一般大小的小方块。四周的墙壁上，挂着沙筛、糕筷等各种工具。地上放着几只大缸，盛着白糖、花生粉、糯米粉。另一侧垒着一箱箱做好的硬糕。主人用印有“老万顺硬糕”字样的白纸把五块硬糕扎成一封，然后按照每封九角的价格出售给二道贩子，利润相当微薄。老夫妻在作坊里日夜劳作，每隔一段时间坐轮船去宁波选购原料，再乘长途汽车去黄岩购进竹筛——在黄岩，硬糕已经绝迹，但是还留着做硬糕的工具——一年下来，大概可以赚万把块的辛苦钱吧。
老汉有两个儿子，在小岛上开服装店。服装店生意冷清，但是孩子宁可闲着，也不愿呆在作坊里，更不愿出海捕鱼去。老汉一心想教儿子学做硬糕，但是儿子没兴趣。有户人家送孩子过来，想出钱学这门手艺，老汉想了想，回绝了。
“这可是祖上传下来的啊。”老人说。对硬糕，他有一种固执的虔诚，因为它是祖传的，是一门养活了几代人的手艺。这门手艺将要在他这一代失传。他做的活精巧而熟练，身上有着祖宗传给他的执拗的气力。
临走时，我买了三十余封硬糕，从中取出一块，放进嘴巴里狠命地咬，咬了半天它仍纹丝不动，像一块又冷又硬的石头。后来我终于听见嘴巴里发出“咯嘣”一声，然后两排牙齿开始发麻。不好，可能牙齿崩掉了。仔细检查才发现牙齿尚完好，那块被我咬湿了的硬糕，出现了一道小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口子。
整个下午，黄书记都在开会。徐国文去看望他生病住院的母亲。我独自跑到码头，寻找徐国文所说的那种小木船。
码头上空空荡荡的。海风在轻轻吹着，浑浊的海水在轻轻地拍打着码头。这是一个非常细长的港口，紧紧地夹在两座岛屿——大长涂岛和小长涂岛——之间。海面上看不见一艘渔船。
“怎么看不见渔船?”我问一个卖硬糕的小贩。
“都出去捕鱼啦。”他说。
“傍晚回来吗?”我问。
“没的准。”
我在一个系缆绳的大铁桩上坐下。来了一艘小客轮，下了几百个乘客。码头变得喧闹起来，但是小客轮很快就开走了，码头也恢复了平静。海面上再也看不到船只。天快黑的时候，我怏怏地回到了旅馆的房间。
傍晚，黄书记打电话过来，让我去吃晚饭。县里的一干人还在，包括那位头面人物。晚宴依然热闹而漫长。我仍然早早退席，独自来到街上。
风从海上刮过来，冷而潮湿。七点多一点，街上就已寂寥无比。行人很少。两个七八岁的小孩在街旁追逐着，很快就消失在街角不见了。沿街的店铺大都关着。从一间美发室射出来的灯光照亮了狭窄的路面。饭馆的门大都开着，但是很少有顾客，有位上了年岁、打扮香艳的老板娘倚在门口，慢腾腾地嗑着瓜子。在群建路和文卫路的交叉口摆着许多水果摊，但是很久都无人光顾。风很大，淹没了所有的声音。
我迎着风，一直步行到码头。码头很黑，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陆地，你只能感觉到那片又厚又稠的黑暗，像一堵墙挡在前边。我注视着黑暗中的大海，慢慢地发现了一处光亮。我朝它走近，发觉那里停着一艘轮船，柔和的光从圆形的窗户里发散出来，像空气一样沉坠到波光鳞鳞的海面上。船上响着音乐，但是看不见人影。我恍若在梦中，脑袋好像浸泡在海水里。我怎么会远离家乡，来到这里，来到这座完全陌生的小岛上?
明天就是星期六了。从长涂出海好像非常困难。大家都忙忙碌碌，而我却像一个无聊的到处找乐的流浪汉。也许，我应该回到定海，然后再想办法。阿坚会陪我去嵊泗列岛。有他陪着，出海也许会容易些。
1997年12月6日
一阵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旅馆老板娘在门外大声叫喊：“林同志!林同志!”她喊了几声，用钥匙把门打开。我欠起身。“林同志，对不起，忘了喊醒你，已经六点二十五分了。”
去高亭的早班轮船再过二十分钟就要开了。我赶紧穿衣起床，幸好昨晚临睡前就已把行包准备好了。我脸也不洗，拎起背包就往外冲。三轮车载着我来到码头，轮船汽笛刚刚拉响。我买了船票，箭一样跃上船。
船上像拥挤的集市。通往船舱的走道两侧挤满了黑黝黝的渔民，脚跟前放着盛满鱼货的箩筐。他们一脸杂乱的胡子，眼巴巴地望着挤过走道的人们。天色还未亮透，船舱里黑乎乎的，晃动着数不清的脑袋。我在角落里找了个座位。女人尖细而刺耳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个小孩在啼哭。到处都坐着头发凌乱的人，有坐着的，有躺着的。男人们抽着纸烟，吐出一团团烟雾。地板湿漉漉的，粘满了痰。一位老人擤了一手的鼻涕，满不在乎地把它擦在座位的底部。我朝他瞧瞧，他也朝我瞧瞧。
我拎起背包，冲出船舱。也许有更干净点的地方吧。我跌跌撞撞地往外挤，目光搜寻着穿蓝色制服的船员，搜寻着昨天遇到的那位彬彬有礼的先生。我找遍了每一个角落，但是一无所获。我乘的是另一艘轮船。
船已经启航了，我回到船舱，胡乱找个位置坐下。我从前面的一个圆形玻璃窗口望出去，看见了船头的甲板。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颤颤巍巍地爬上甲板，胳膊被七八只手搀扶着。我定睛一看，发觉他就是我昨天吃饭时看到的那位头面人物。他在爬往哪里呢?
回到定海，我给黄书记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已回到定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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