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在所有这些体验——同学、继父以及你回到巴黎——之后，你 的自由感有什么发展?
萨特：在这期间我感到自由，但我没有对自己说，“我是自由的。”这 种感受还没有确切的名称，或者不如说有多种名称。在巴黎时，在亨利四世 中学的第二年，也就是在哲学班，我学得了自由这个词，至少是它的哲学意 义，后来我对自由的态度越来越热烈，成了它的保护人。尼赞在大学时被唯 物主义所吸引，这导致他后来参加共产党。第二年我在路易大帝中学文科预 备班。我是一个寄宿生，休息时我们常常在一个阳台上来回走，争论着自由 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是相互反对的，他立足于理住的具体论据上面，而我 为某种人的概念辩护，但我没有为自己描述的人提出过任何论据。应该说我 们都没有得到什么。我们辩论着;谁也没有辩赢谁，谈话仍然没有结果。一 天，尼赞干了件唯物主义的事情，给我证明他的自由。他进行了一个活动， 我不知道详细情况，那是跟过去没有关系的——我不能发现它同过去有什么 关系。他从星期五直到下星期一下午都离校未归。他回来后我问他去哪儿了。 他说他去动了切割包皮的手术，我大吃了一惊。尼赞是天主教徒，他母亲也 是一个天主教徒，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他，他说这样要清洁一 些，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在我看来这事是毫无道理的。他决定去切割包 皮——这是一个愚蠢的决定，因为这并没有任何好处，他在旅馆住了两三天，
阴茎头用绷带包扎着。 波伏瓦：那时你是把自由和无缘无故的行动放在同一位置上，是不是? 萨特：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像纪德在《伪币制造者》中所解释和描 写的那样的无缘无故的行动并不使我感兴趣。我读这书时没有发现这个词在 我的意义上具有的自由。但尼赞的切割包皮确实是我认为的无缘无故的行 动，虽然这显然是由于他对我隐瞒了动机而造成的印象。
波伏瓦：你的自由概念基本上是斯多葛的自由观——那些不依我们而定 的东西并不重要，而那依我们而定的东西就是自由。因此一个人在任何境况 中，任何情况下都是自由的。
萨特：确实是这样;同时我实现的一个行动并不总是一个自由的行动， 虽说我总是可以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在我看来，自由和意识是同一个东 西。理解自由和是自由的是同一回事，因为这不是被给予的——通过体验到 这点，我把这创造为实在。但我的行动不都是自由的。
波伏瓦：会不会有这种危险：这可能导致你采取十分保守的态度?如果 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这很好，不再需要对任何人做任何事了，每个人都只是 创造他自己的生活。因此一个人可能把自己限制在他的内在生活之中，怎么 能够不产生这种结果?
萨特：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后来，在我同人们、事物和同自己的关系中 遇到的我的思想上的困境使我把自由弄得更明确一些，给它另一种意义，我 开始理解自由同自由的障碍相遇时的情况，然后，偶然性作为自由的对立面， 也对我显现出来。而作为一种事物的自由，它是被先前的时刻所严格限定的。
波伏瓦：但你没有意识到人们经受的压抑因素吧?
萨特：有一段时间是没有。
波伏瓦：你写《存在与虚无》时我们谈到这个。你说，一个人在任何境 况中都可能是自由的。在什么时候你就不再相信这一点了?
萨特：很早。我有一个关于自由的朴素理论：一个人是自由的，他总可 以选择自己要干的事情，一个人面对别人是自由的，别人面对你也是自由的。 这个理论可以在一本很简单的哲学书中找到，我用它来作为我定义我的自由 的一种简便方式;但它并不符合我真正想说的东西。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即 使他的行为是由外部的东西引起的，他也要对自己负责。??每一种行为都 包括了习惯、接受来的思想、符号的成分;于是这儿就有某种来自我们最深 沉的东西和关系到我们原始自由的东西。
波伏瓦：我们回到自由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问题上来，你是怎样从一种 十分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前进到一种人应介入社会和政治斗争的思想 上来的?
萨特：这是后来逐渐发生的。不要忘记，直到 1937 年和 1938 年，我都 赋予我称作“孤独的人”以巨大的意义。就孤独的人的生活跟他人不同说来， 他实际上是自由的人，因为他是自由的，他使事情在他自由的基础上发生。 波伏瓦：但这并不妨碍你深切地关心社会问题并激烈地站在一定的政治 立场上，至少在思想上，比如说，你为什么支持人民阵线而激烈反对佛朗哥? 萨特：因为我认为自由人应该站在人一边，反对任何用自己制造的形象 来代替人的行为，无论是法西斯主义的人的形象还是社会主义者的人的形 象。我认为自由人对立于那些组织起来的表象。
波伏瓦：你的回答在我看来是非常唯心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不只是给 了人法西斯主义的人的形象，他们还把他投入监狱，拷打他，强迫他做某些 事。
萨特：当然是这样。但我谈的是当时我想到的。例如，我认为拷打是令 人厌恶的，这是法西斯主义者强迫人们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人的意志的结果， 是法西斯主义假说引出的原则。
波伏瓦：你为什么认为这种假设是令人反感的?
萨特：因为它否定自由。在我看来，一个人应该自己决定自己——也许 与他人结合在一起，但又是自为的。而在法西斯主义中他被地位高于他的人 所决定。我总是很厌恶等级制度，在现实的反等级制度的某些概念中我发现 自由的一种意义，对于自由不可能有任何等级制度。没有任何东西能超于自 由之上。因此，我自己决定自己，没有谁可以强迫我作出决定。
波伏瓦：这也可以解释你同社会主义的关系，对不对?
萨特：对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我相当满意的假说，但在我看来它没有向 自己提出真正的问题。例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是什么的问题。不得不用 需要的满足来代换关于人的本性的完全唯物主义的概念。这是在战前我对社 会主义感到烦恼的东西。一个人为了成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必须是 一个唯物主义者，而我不是唯物主义者。为了自由的缘故我不是唯物主义者， 只要我不能找到一种使自由唯物主义化的方式——我一生后三十年力求找到 这种方式——我在社会主义中总可以发现某种使人厌恶的东西，因为个体在 有助于团体的名义下被除掉了。社会主义者有时用自由这个词，但这是一种 集体的自由，同形而上学没有任何关系。战争期间和抵抗运动中我仍然停留 在这种水平上，那时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做战俘的时候，晚上，在营房， 我给同伴讲故事，说笑话。大约八点半熄灯。我们把蜡烛放在小罐头盒上， 我开始讲故事。我是唯一坐着和没脱衣服的人，他们都在床上躺着。我具有 一种个人的重要性，我是使他们高兴和感兴趣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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