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他对我说，这段时间他过得很愉快，而返回巴黎对他说来也 是“正常的”。他没有给米歇尔·维恩留下地址。我问他这样做会不会使她 生气。他说：“不会。她对这事知道得很清楚，你离开这儿之所以没有告诉 任何人你的地址，都是因为那个折磨你的男人。”“我?”“是的。因为他 老是想记下我的病状。”我说绝对没有这回事。而萨特带着惊讶的神情说： “我还总以为是这样的呢。”这些记忆错乱是病情发作的早期症状，不过这 并未使我过分担忧。
这天上午有些记者打电话来，但萨特没有见他们。我们在大钟广场阳光 下喝了点东西，在饭馆的一楼吃了顿午饭。萨特看着街上人来人往，颇为逍 遥。我们围绕这小城散了很长时间的步，他一点也不显得累。六点，我们上 下火车，在车上吃饭。莉莲·西格尔和她儿子十一点半在火车站等我们，他 们驱车把我们送到我的住处。
第二天萨特理了发，他显得年轻多了。他同阿莱特一起吃午饭，过后对 我说，她对他不满意，但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阿莱特通过电话把情况告诉 了我。萨特对她说，他的一盒香烟在下水道里着了火，她看着他表示怀疑， 他又说：“你是不是认为我老糊涂了?但这是真的，大家都知道。”他还说 方才接受了一个英国人的采访。下午，我带给他一个小提箱。他翻阅着里面 那些寄给他的信件和书。晚上，我们同西尔薇一起在我的房间，他说话时精 力有些不济，大约十一点就去睡了。
他醒来的时候完全能记起前一天的事情。他颇以中午将去看一位年轻的 希腊妇女的念头为乐，她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他很喜欢她。他好像完全 意识到了每一件事，但我怀疑他是否可能恢复工作。 这天晚上，他没有注意到西尔薇把水掺入威士忌的瓶子中。我不喜欢这 种小小的欺骗行为，但我也找不出办法可以减少他的饮酒量。这一夜，他不 断他说：“我就要满六十八了!”我问他，为什么这使他那样激动。“因为 我原以为我将要满六十七。”第二天我们又去看 B 医生。我对 B 谈到萨待的 紊乱状态。萨特也在场，但他听着却无动于衷。B 医生带萨特到检验室进行 检查。B 认为他的情况还不算坏。萨特的手书能力比以前一段时间要强得多。
B 对他说，他的最大的敌人是酒精和烟草，而这两者相比更希望他戒酒，酒 精会毁掉他的大脑。B 医生只允许他在午饭后喝一杯葡萄酒。B 开了一些药。 我们出来时，萨特对戒酒这事感到难以忍受：“这等于是向我六十年的生命 告别。”过了一会，他不在时，我给 B 医生打了电话。他告诉我，如果这病 再次突然发作，他没有把握能够再次恢复萨特的健康。“他处在危险之中 吗?”我问。“是的，”他答道。尽管以前我对此事已有预感，但听医生这 一说，还是受到致命的一击。萨特自己或多或少知道他的境况，这天晚上他 说：“一个人可以就这样了结此生。咱们毕竟做了咱们可能做的事情，做了 咱们要做的事。”
早上醒来，他又随便地聊了一会儿。他对我说到为一个希腊人写的一篇 序，这是真的;他又说到一个想自杀的青年人，因为这青年的父母想让他坐 牢。萨特记不起这人的名字，这是豪斯特和郎之曼的一个朋友。实际上并没 有出这码事。这天晚上萨特看来是平安无事的，他似乎是心甘情愿地放弃了 酒精，在下跳棋时他赢了我。
这只是一个暂时缓解。两天以后，阿莱特上午打电话对我说，萨特头晕，
他倒下了。B 医生通过电话会诊，建议减少用药量，并且说，如果过几天这 病仍不见好，应该去萨尔佩特里尔医院进行观察。下午萨特同我在一起，他 又有些头晕。
第二天他的平衡状态好了一些。但上午他同莉莲喝咖啡时，神思又有些 恍惚，他谈到一个自以为真的同一些工人的约会。不过这天晚上我们同西尔 薇一起是过得很愉快的。他高兴地对我说：“我满七十岁时要再喝起威士忌。” 我很欣慰，看来两年期间他不会沾它。
4 月初他的健康状况相当好，虽然腿还有些虚弱，头脑有时有点迷糊。
他读了一本评论《墙》的小书，很感兴趣。他开始遗憾自己不能工作。他写 了一封信发表在《纽约书评》上，为在越战中逃跑的美国士兵要求大赦。
他同阿莱特在朱纳斯住了一段时间。我和西尔薇坐汽车接他们去圣保罗 —德旺斯。我们到他那儿时，他在阳台上晒完太阳已经下来了。像以前每次 隔一段时间再见到他时一样，不怎么好——脸肿了，举止似乎有点儿僵硬笨 拙。我们四人出发了，途中经过朗格多克地区美丽的乡村——低矮的常青树 丛、葡萄园、鲜花盛开的果树林，远处青山如黛。我们驾车通过克拉乌，绕 过卡马尔格地区，隐隐约约可以看见阿莱斯，最后停在埃克斯城门口一家挺 不错的旅馆吃午饭。西尔薇留在汽车里睡觉。然后我们再次上路去布里尼奥 勒，沿途经过我非常喜欢的埃克斯乡村。路上萨特问道：“那个和我们一起 来的小伙子出了什么事?怎么把他给丢了?”他没有再说下去。后来他对我 说，这是由于西尔薇没来吃午饭而把他给搅糊涂了。
在圣保罗期间，萨特的大脑紊乱没有进一步发展，但人的精神不好。阳 光灿烂，乡村景色分外娇艳。萨特喜欢坐车去四周近处转悠，他游览了尼斯、
卡涅斯、戛纳和穆根斯。但他回到房间之后，老是没完地读那本《游击战士》， 他几乎连侦探小说也不能读了。“他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阿莱特对我说 道，声音惊惶不安。萨特自己也意识到这种状况。一天早上，他点起第一支 烟，对我说道：“我不可能再工作??我老糊涂了，??”但他仍然怀着对 生活的兴趣。我谈到毕加索九十一岁才死，我对他说：“这个年龄倒不错。 这可以给你再加上二十四年。”“二十四年并不是太多，”他答道。
他同阿莱特一起回巴黎，我和西尔薇一起走。我回到巴黎的那一天，同 他一起吃午饭，他的精神很好，充满热情;我讲了我从圣保罗到巴黎一路上 的情况，他听得很有兴味;下午，在他的房间，他拆阅信件，翻看寄来的书， 以作消遣。但在另一些日子，他又退回到病发状态，没精打采，昏昏欲睡。 这种希望和忧虑的反复交替真弄得我疲乏不堪。
我们又去看 B 医生。B 医生在一间房子里试验萨特的反应能力，我在另 一间，我听见 B 说“好??非常好??”，除了血压——200/120——一切都 正常。他们回到诊断室，萨特诉说他头脑的麻木状况。他带着一种可爱的天 真的神情说：“我不是变笨了。但我的头脑是空的。”B 开了一种补药，减 少了用药的种类。因为萨特不能再写艰深的著作，他建议萨特去尝试一下诗 的写作。我们离去时，萨特似乎又恢复了他那种锋芒毕露的性格，喊道：“他 什么都没有为我做，这个十足的傻瓜!”我说了他几句，他答道：“泽登曼 也只能这样做。”实际上，他以为不去看医生，自己也会慢慢好起来;这是 不合乎实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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