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尼斯，西尔薇把车停在罗马广场的大汽车场里，我们上了一条平底 船。我和西尔薇把萨特安顿在大运河边上他的旅馆里，接着我们自己去卡瓦 莱托旅馆安顿下来，它在圣马克广场后面，然后我们回头去会萨特。我们给 他一台收音机，这样，当早上万达睡在隔壁房间还没有过来时他可以听听音 乐。他带我们到费尼斯吃午饭，差点走错了路。烈日当空，萨特的身体不耐 暴晒，他戴了一顶草帽，但他很不喜欢。“我戴着这帽子感到不好意思，” 他后来在罗马对我说。我们在圣马克广场喝了鸡尾酒，然后回到萨特的旅馆; 那儿有一艘汽船送他去飞机场同万达会面。他站在船上向我们招手，亲切地 微笑着。那微笑很少离开他的嘴角，它是这样亲切，几乎过于亲切，由于一 种无法言说的原因，我为他担心;在我看来，他显得那样脆弱!
两天后，也就是 8 月 3 日，上午九点我在圣马克广场的一家咖啡店同他 会面。后来三天我们以同样的方式见面。有时他比我先来这儿。有两次由于 他无法看清手表上的时间，清晨四点就起床穿衣。后来发现天色还黑，才又 重新躺下睡觉。万达十分注意给他按时服药。他和她经常散步，有时长达一 小时。他非常喜欢在威尼斯。
一天早晨，我同萨特告别。西尔薇对威尼斯的每个角落都已烂熟于心， 我不想勉为其难让她久留。虽说萨特很高兴这几天早上的见面(“我会想念 你，”他说)，但是这毕竟对他有些不便。我给万达留下了地址，动身去佛 罗伦萨。
8 月 15 日我抵达罗马，第二天下午我和西尔薇去佛米奇诺接萨特。透过 玻璃窗我们马上认出了萨特——他的帽子、他的个子，特别是他走路的样子。 他一手提着个小旅行袋，另一手提着半导体收音机。他来到我们住的那个旅 馆房间的阳台上，非常高兴。他身体很好，但还是有一点不对劲。西尔薇把 收音机放桌上。“你不想把它拿回去吗?”他问。“我为什么要拿回去呢?
这是给你的。“”噢，我不需要它。“但后来他一连几个小时听收音机里的 音乐，并且说，如果没有这个收音机，他会很难过的。
后来的一些天，我早晨八点半左右起床，萨特已在阳台上了，他吃了早 饭后，就漫不经心地望着周围的世界。他的眼睛比 8 月初的情况更差，不能 阅读也不能写作。我请米歇尔打电话给萨特的眼科医生，医生说萨特的眼睛 肯定有新的出血。他建议请当地的专家看看。旅馆给我介绍了一位据说是罗 马最好的眼科医生;他治愈了卡罗·列维的视网膜剥离。我们约定第二天下 午会面。这位医生住在蒂贝尔的另一边的空气清新、活跃热闹的普拉蒂区。 他很年轻，讨人喜欢。他发现萨特的眼睛中央有一个出血点。除了等待，没 有别的办法。萨特有青光眼初期症状，眼内压也太高。医生开了匹鲁卡品和 迪亚莫克斯滴剂。第二次我们去看医生时，萨特的眼压降低了，但正好那个 早晨我给他点了迪亚莫克斯滴剂。他回来后没有接着点眼药，眼压又变得较 高，但并不是很高。眼科医生希望匹鲁卡品单独使用可以化解青光眼。最后 一次会诊时，他没有让萨特支付诊金，他只要求得到一本萨特签名的书。萨 特给他三本书，上面有着萨特摸索着写的字。这位医生态度亲切，给病人以 自信心，萨特非常喜欢他。
我们很满意我们有规律的日常生活。上午我给萨特朗读一些书(这一年 我给萨特读了有关福楼拜的一些研究，一期关于智利问题的《现代》，豪斯 特①和勒鲁瓦·拉杜里的新书，两厚本关于日本的非常有趣的书。和马蒂兹的 《恐怖时代的可爱生命》)。用过简单的午餐，他要睡两个钟头。我同西尔 薇去散步，或者在阳台的遮檐下坐在一起看书。尽管有空调，天气仍很热， 但我喜欢这炎热，这景色之朦胧，这人造革的气味。萨特醒来时我给他读法 文报纸和意大利报纸。晚上我们同西尔薇一起吃饭。
萨特吃饭时最使我担心。他不再患小便失禁，他饮酒、喝咖啡、喝茶都 不超过医生允许的量。但看到他大口吞下那么多的意大利面条特别是冰淇 淋，心里很不安，因为他有早期糖尿病。由于他的假牙、嘴近乎麻木和半失 明，他吃得不很干净;嘴边沾满食物，我想告诉他去擦掉，又怕他会感到烦 恼。他和面条进行着战斗，大口地塞进去，然后又掉出来。他很难同意让我 给他切肉。
在神智上，他有时非常活跃，记忆力完好。但也有时神思恍惚，这让我 很受不了;有时又让我怜惜得几乎流出泪水，比如，他对我说：“我戴这顶 帽子感到不好意思。”又比如，有一次我们离开一家饭馆，他对我低声说： “人们正在看我。”那口气是在说：“他们认为我的情况很不好。”与此同 时，他的极好的情绪，他的忍耐，和他的尽量不给人带来麻烦，又使我惊叹 不已。他从不抱怨他那不再可能恢复的视力。
《或者、或者》杂志有一期是关于萨特的，发表了萨特 1961 年在葛兰西 学院的演讲《主观性和马克思主义》一文，以及一些关于他的文章。我把这 些文章翻译给他听。我们偶尔同莱利欧·巴索或罗森娜·罗桑达见面。9 月 5 日西尔薇与我们分手，把汽车开回巴黎。第二天，一个德国女记者艾丽丝·施 瓦尔泽来看我们，她和我是在开妇女解放运动组织会议时结识的，我和萨特 都很喜欢她。她为德国电视台拍了一部关于我的短片，并拍摄了傍晚在我们 阳台上的情景。我们同她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餐。我们的朋友博斯特一家也来 ① 豪斯特的化名是高兹，他在《现代》编委会就是用的这个名字。我在本书中用了他的真名。
看我们，他们在罗马住了一些天。 离开罗马时我惴惴不安。“我们何时可再来?”我惑然自问，向这个城 市最后望了一眼。“这样，这个罗马的假期和它那悲伤的甜蜜是过去了，” 我回到巴黎后写道。巴黎的秋天是极好的，但我担心萨特在巴黎又会劳累起 来。
他换了住的地方，他在拉斯帕伊大道的往房太小了。阿莱特和莉莲给他 找了一套房间，大了不少，也是在十一楼，但有两部电梯。这套房间有一个 大书房，窗下是德巴尔街，抬眼便是蒙巴拉斯新的高楼，远处耸立着埃菲尔 铁塔。这套房子有两间卧室，萨特睡的那间窗户朝着院内花园，另一间可供 别人睡，这样，他就再不会是一个人单独过夜了。萨特看了这个还没有设置 家具的新寓所，很喜欢它。
他的精神状态极好，他说他的视力好了一点点。他当然还不能阅读，但 他可以玩跳棋。他带着某种满意的心情说着“我的病”。他对我说：“我太 胖了，这是因为我的病。”在街上，我们走去吃午饭时，他说：“不要走得 那样快;由于我的病我跟不上你。”我说：“但你现在没有病啊。”“那我 现在是怎么回事?比以前弱了?”这个词绞动者我的心，我说：“当然不是。 仅仅是你的腿有点儿软。”但我并不明白他对自己的状况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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