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昏睡现象，他还无法解释。他指示搞一个称为伽马—脑电图的检查。 他严格要求萨特戒烟。他对萨特说：“您的视力和智力都与此相关。”
离开时，萨特对我说，他要继续抽烟，但第二天他到底还是抽得少些了， 使我和西尔薇感到吃惊的是，我们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一个我们很长时间 都没有过的夜晚，萨特谈到福楼拜和关于被动消极的问题;他说：“两个星 期以后，我将完全不抽烟了。”
后来他允许自己每天抽三根;过后几天，先是每天抽八根，然后七根，
然后六根，最后每天三根。他愿意活着，他愿意为之而奋斗①。 的确，他的生之乐趣看来又恢复了。他常去看他的年轻的希腊女朋友，
她给他的生活带来欢乐。一天晚上，他同托米科、西尔薇和我在金钟饭店吃 了一顿十分愉快的晚餐。只剩我们两人时， 我们过得很幸福。我给他读一个 关于他的论文集，他认为写得还不错。
他告诉我他要请彼埃尔·维克多作秘书。布依格仍是他的日常事务的秘 书;维克多将给他读书和协助他工作。莉莲打电话对我说，她很高兴这个决 定。而阿莱特对我说，她很生气——她联想到施奈曼同罗素的关系，她担心 维克多会变成萨特的施奈曼②。但萨特非常高兴同维克多一起工作。我也很同 意，我不必每天上午给他朗读了。我可以有一点时间自由支配。
12 月初，他的状况既没有转好也没有转坏。他嗜睡。甚至在上午，维克 多给他读书的时候，他也睡着了。我相信，这是一种逃避的方式。他无法接 受他的近乎失明的现实状况。还有许多其它迹象表明这种拒绝。我问他：“上 午你干了什么?”“我阅读和工作。”我又具体地问道：“你为什么说你阅 读?”“哦，我又想到了包法利夫人和夏尔。我记起很多。??”
一个星期四，我同萨特去乔莱克医生那儿，他是一位年轻可爱的眼科医 生。他使我们绝望了：出血点已经愈合，但它在视网膜当中留下不可根除的 疤痕，现在已成了死组织。我们离开时，萨特对我说：“那么，我再也没法 儿读了吧?”返回的途中，他蜷缩在车里，打着瞌睡。后来这些天，他并不 显得比以前更加悲哀。他早已听说过这个判决，虽然他想逃避真相，但他知 道那是什么。现在他已经体验到它，却仍然想逃避。例如，他对我说：“不 ① 不久以后，他又抽得很多。
② 参看《言行已毕》关于罗素法庭的部分。施奈曼是罗素基金会的主任秘书。在这个法庭上，他是秘书长， 他自称代表罗素而且是主要负责人。他想表达他自己的某些意思时，他就说：“洛德·罗素坚持认为??”
要把《解放报》拿走。明天上午我要看。“一天，我把灯从他的椅子旁挪开， 他让我把灯放得离他近一些。”你不是说灯碍你的事吗?“”是的，但我在 看书时需要它。“他又改正自己的话，”哦，我是说，我随便翻翻时需要它。“ 事实上他已不能去浏览，正像他不可能去读一样。他总是想把我带给他的一 些新书握在手中——就握那么一会儿。他的病况带给他的痛苦之大使他的精 神麻木了。这种平衡状态能持久吗?应该指望它的持久吗?
根据他的伽马—脑电图，他的脑子没有什么毛病。有时他会说出一些很 奇怪的话语。一天上午，我把药递给他，他对我说：“你是一个好妻子。”
12 月 12 日(星期三)，在《现代》的会议上，他打起瞌睡来了。这天晚上， 我给他读《世界报》上一些关于他的书的评论，他很注意地听着。
12 月 15 日(星期六)，我去他住所，看到他坐在写字台前;他极其伤 心地说：“我没有思想了。”他要起草一个支持《解放报》的呼吁书，但总 也写不好。我劝他去睡一会儿，然后我们两人一起做了这一工作。他发现自 己很难集中注意力，即使这样，他仍然给我作了一些必要的指点。加维来取 这篇文章，表示赞成。过了一会儿，我给萨特读热纳维埃夫·伊迪所写的一 本评论《词语》的极好的小书末尾一段。他对这本书很满意。有一次，他让 我很伤心。他环顾自己的书房，说道：“想到这套房子是我的，这真是奇怪 得很。”“你知道，这是一套非常好的房子。”“我现在不喜欢它。”“怎 么?过去你是很喜欢它的。”“人们对某些东西是会厌倦的。”“你厌倦得 太快了点。我在我那套房子住了十八年，现在我还是喜欢它。”“不错，但 现在这房子是我不能工作的住所。”几天后，我给他读波德莱尔的书信中的 一段，我对他说，他应该读一本关于路易丝·柯莱特的书。“我一回到巴黎 就去读，”他答道。接着他又更正自己，“等我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我就 去读。”这新房间和这新的生活方式都意味着他不再能够安心，不再在他真 正的住所了。
他总是希望能够把问题看透——把事情想清楚——而现在，就他的眼睛 说来，他拒绝相信那明显的事实。我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谨慎地说道，他不可 能完全恢复视力了;他说：“我不愿意那样想。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自己 要好一些。”一次吃午饭，孔达问他怎样去忍受这样的事情，他答道：“只 要你想到这是暂时的，那显然就可以忍受。”
他多数时间都是设法隐藏自己的焦虑。新年夜，他、西尔薇和我在我的 寓所过得很愉快。这年年底，他的状况好了许多;他很少打瞌睡，有时他完 全恢复到了以前那个萨特的样子——例如，1974 年 1 月 2 日的《现代》开会， 他就是这样。但在别的时候他又回到冷漠的状态。1 月 8 日七点半钟，他回 到家时，他的神色是那样沮丧，那样呆板，郎之曼来这里呆了一会儿，见状 大惊。他离走时吻了萨特，萨特对他说：“我不知道您是吻一块墓石还是一 个活人。”这话让我们的心寒透了。他睡了一会，然后听电台的法国音乐节 目。夜晚我问他，他说那话是什么意思。“”噢，没什么意思。只是开个玩 笑。“我仍然追问他。他说他感到自己大脑空空;没有工作的欲望。他带着 焦虑和几乎是羞耻的表情看着我，”我的眼睛再不能恢复了吗?“我说，恐 怕是这样的。我伤心极了，哭了整整一夜。
1974 年
几天后拉普雷斯勒教授打电话一再对我说，萨特的情况非常好，三个月 内不用再找他看病，为了逃避太使人痛苦的实情而沉入睡眠之中，这是正常 的。我对萨特说根据拉普雷斯勒的看法，他的健康状况很好。“但是我的眼 睛呢?他说我的眼睛是怎么回事?”问话中，强烈的焦虑和希望令人伤心地 交织在一起。“眼睛的事不是他的专业，”我说。“但一切都跟这有关呀，” 萨特说道。他去睡了。而我心如刀绞。眼看着一个希望终将破灭，令人惨不 忍睹。
后来的日子，我给他读波德莱尔的书信和斯特林德伯格的《女仆之子》， 他依然故我地睡去。一次，我们同西尔薇吃午饭，他默然不发一语。我问： “你在想什么?”“什么都没想。我心不在焉。”“那么在哪儿呢?”“哪 儿也不在。我是空的。”这种神离天外的状况他时常有之。6 月底的一个上 午，我和他一起工作，修改他同维克多和加维的一个谈话。他睡着了。他对 自己的视力越来越悲观。他对我说，眼睛的模糊日益加深。我们在“圆顶” 饭馆吃午饭时，他又说：“我有一种感觉，我的眼睛怕是好不了了。”接着 又说：“说到休息，这也没什么。”然后，他以一种不自信的口气问：“我 还是像以前那样富于理智吗?”我说，当然是。我对他说，“我的可怜的人， 你的心情不太好。?‘没有什么事值得心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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