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 10 日的大会开得死气沉沉。第二天，我们都在斯科普科洛围在一张 小桌旁吃午饭，但我们没有回到讨论上来。现在没人再有那种神圣的激情， 因为议定书仍然没有签字，我们有点怀疑整个事情是否可以搞成。然而，女 历史学家那一组在一天上午来到萨特的寓所同“四人小组”见面;她们显得 极愿合作，对节目一事兴趣甚浓。
钱的问题变得紧迫了。5 月 12 日(星期一)我们四个人在萨特的住处会 面;朱利昂也在，我们每个人都急切地同他交涉;他显然缺乏诚意。整个事 情都取决于──至少在表面上──我们的工作被划为哪一类。如果它是一个 戏剧节目，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需要的资金;如果它是一个记录片，我们只 能得到这笔钱的三分之一。朱利昂劝说电视作者和作曲者协会的会长阿兰·德 考把它归到戏剧一类。我们约他在下一个星期三会面，萨特在给朱利昂的一 封信中解释了自己的态度。
让-保尔·萨特 巴黎，1975 年 5 月 15 日 电视台二台台长巴塞尔·朱利昂先生 大学路 158 号 巴黎第七区 我们一致同意由我创作一部电视作品，即一组在一个综合性思想指导下 的节目，它由图象、对话和评论制作而成，评论者有的是七十五年以来历史 中的角色(我是其中之一)，有的是扮演历史角色的演员。
显而易见，我们没有声称要考虑到这段历史的所有事实：我们所追求的 不是文献式的客观性。我们对历史材料进行了选择，这些材料是围绕一个特 殊主体的历史──我的历史──而进行加工的。
确切地说，我们要做往事的叙述，我们希望电视观众从自身历史出发， 来判别这一历史中的真理和谎言。我们打算给作品以一种史诗的性质，使它 成为本世纪的长篇传奇。
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要运用各种美学手段：
──象征手法(例如，在第三部分引出《恶心》的主题);
──抒情风格(例如，在第三部分回顾西班牙);
──真实再现(例如，在第一部分中将出现一位 1917 年的战争顾问);
──戏剧场面(萨特和演员们各自表演自己的角色)：
──材料的借用(例如，第二部分借用关于克朗斯塔德的俄国文献，这 与它们原来的使用目的并不一致);
我们上面谈到的处理手法只是一些例子：它们不具有限定意义。 因此，我认为，这一作品只能被看成电视戏剧节目，完全不是记录片。
5 月 22 日德考来见萨特;他态度非常和气，完全理解我们的意思。他把 这个节目归到戏剧一类，这使节目有可能很快上演。维克多写信给历史学家 们报告了这个好消息。这时，同电视二台的对话仍在继续进行。6 月 11 日， 在沃尔弗罗姆的家，举行了一个至少有十四人参加的报告会，包括朱利昂、 埃德兰-帕泰的代表，罗歇·路易和视听协会理事皮埃尔·埃马纽埃尔。遇 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孔达和阿斯特律克的电影《萨特自述》在电影院或 电视屏幕上映出，这可能会形成与电视二台的节目唱对台戏的局面。这个问 题因塞利曼──这部影片的制作者──给朱利昂写了一封信而后得到解决， 他保证在萨特提供给电视二台的十个节目播完之前，电影不上映。6 月 18 日， 我们的律师凯杰曼同电视二台的律师布雷丁会面，他们起草了一个由萨特和 朱利昂签字的议定书。6 月底历史学家和其他有关摄制人员召开了最后一次 全体会议，他们对此事充满希望。7 月 5 日萨特离开巴黎，他并没有那么乐 观;因为 6 月 30 日他写信给朱利昂，要求与他会面，但朱利昂没有答复。
虽然这个计划使萨特很忙，他这一年还从事了许多其它活动。我继续读 书给他听，一般都是些关于最近七十五年历史的书。他听着我读并且做录音。 他的智力没有衰退，对一切使他感兴趣的事他都有极好的记忆。但在时间和 空间中，他时常摸不着头脑，对于日常生活的一些小小习惯，他变得不大在 意，虽然以前他和我一样，对这些习惯是很注意的。
由于《弓》的一期刊载了《西蒙娜·德·波伏瓦与妇女斗争》一文，我 问他怎样看待他同女权主义的关系，他在回答中颇多颂扬，但比较表面化。
3 月 23 日到 4 月 16 日，我们在葡萄牙。一年前，1974 年 4 月 25 日，这 里发生了人们称为“石竹花革命”的事变。经历了五十年的法西斯主义统治 之后，一些厌恶安哥拉战争的军官，搞了一次政变，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政 变集团，这是全体人民的觉醒，他们对“武装力量运动”给予了支持。萨特 希望亲临其境了解这个不寻常的事件。开始他很担心：“我怎么能够看见里 斯本呢?”但他很快就不再焦虑了。我们住的旅馆正好在市中心，靠近一个 很大的露天市场，非常喧闹。天气很不错，但风很大，我们不能在户外阳台 上呆久。于是我们沿着大街在快乐的人群中散步，或坐在罗索的平台上。萨 特此行所关心的主要是取得信息。他由彼埃尔·维克多陪同，有时由塞尔日·朱 利陪同，同“武装力量运动”的成员进行了多次交谈。他在“红色兵营”吃 午饭，不久前，一些企图暴动的军官曾向这儿发起过进攻。萨特对学生作了 一次演讲，但他们对他提出的问题缺乏反应，使他有些失望。在他看来，这 些人与其说是进行了革命，不如说是经受了革命。另一方面，他同靠近彼尔 图的一个自治管理工厂的工人有很好的接触。他还参加了作家的一次会议， 这些作家在探讨他们今后要起的作用，他们有些不知所措。
萨特回到巴黎，在广播电台作了一个关于葡萄牙的很好的谈话;从 4 月 22 日到 26 日，由朱利编辑，《解放报》发表了萨特、我、维克多和加维之 间的系列谈话：(一)革命与军人;(二)妇女与大学生;(三)人民与自 治;(四)矛盾;(五)三种权力。萨特最后表示他有保留地支持“武装力 量运动”。
5 月，捷克哲学家卡雷尔·科西克寄给萨特一封公开信，谴责捷克政府 对知识分子实行的镇压。他说到他个人遭受的迫害，其中包括他的手稿被没 收的情况。萨特也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支持卡雷尔·科西克。他写道：“你 们的政府维护的是虚假的思想，它们不是自由人的精神所产生并检验过的， 它们是从苏联拣来的词语拼凑起来的东西，被用来掩盖活动而不是揭示其意 义。”他还在 5 月 10 日的《世界报》上发表了一个关于罗素法庭过去活动的 声明。受该报之邀，他谈到越南战争结束的问题。他同蒂托·杰拉西有一个 谈话发表在芝加哥的一家杂志上。其中谈到：“我的每一个选择都扩大了我 的世界。因此我不再把它们的影响看成只是局限于法国。我参加的斗争是世 界性的斗争。”这一年他在好几个文件上签了名：一个要求遵守关于越南问 题的巴黎协定的号召书(1 月 26 日至 27 日的《世界报》)，一个对让-埃 登·阿利埃的警告，阿利埃被控挪用了原打算用于为智利囚犯进行辩护的钱 款(虽然还不能确认);一个支持巴斯克民族主义者的呼吁书(1975 年 6 月 17 日的《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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