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努力让自己坚强地面对这个现实。我拿着重新封好的信回到萨特的房 间，库尔诺医生当时打开后把它留在桌子上。他劝告萨特在两个星期内尽量 少走动。我们准备去威尼斯，我说服萨待在飞机场定了一个轮椅。
在威尼斯，我们仍然住在我们历年来常住的那个房间，萨特非常高兴又 来到这里。但他很少离开旅馆的房间。每次我们去他喜欢的一个饭馆吃饭都 是一次艰难的长征。他连去圣马克广场也很困难。因为天气潮湿，时有阵雨，
他也不能坐在咖啡店的阳台上。天气好时我们在旅馆餐厅吃午饭，在那儿可 以远眺大运河。有时我们走过一条街到哈里酒吧去坐一坐。晚饭我们在旅馆 的酒吧吃一个夹心面包片。多数时间他在自己的房间，我读东西给他听。下 午他睡觉或者听收音机里的音乐时，我同西尔薇出外走一走。尽管如此，我 们离开时，他仍对我说，他很满意在威尼斯的日子。
回到巴黎后的几天里，萨特见梅丽娜的次数很多。他又喜欢起她来：“我 同她在一起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三十五岁，”他对我说。莉莲经常看到他 们在一起，她对我说，在梅丽娜的陪伴下他的确变得年轻了。我觉得这很好; 因为在他的生活中还能带给他愉快的事真是太少了!一天早上他正起床，右 腿疼痛异常，以致于他说道：“我觉得好像他们在割我的脚。”服了止痛片 后他痛得好一点，又打了一针，他完全不痛了。但他走路仍很困难。单独和 我在一起时，他很开朗，生气勃勃。但有外人在场时他常常变得退缩起来， 封闭在自己之中。甚至有天晚上同博斯特在一起他一句话也没说。博斯特感 到震惊，对我说：“我怎么能够想象这会发生在他身上!”
而我当时想，这对他是必然会发生的。他总是把自己的工作排得满满的， 从不休息。如果他感到疲倦了，感到捉摸不定或者想睡觉，他就给自己服科 里特拉纳。虽说他的动脉先天性的狭窄容易让他得病，但他至少没有做任何 防止病发作的事情。他是在耗费自己的“健康资本”。他知道这一点，实际 上他说过：“我宁可早一些死去，也要完成《辩证理性批判》。”我不知道 在格罗德克的书的影响下，他是否可能多少有意地选择自己的处境。他并不 真正希望去写《福楼拜》的最后一卷，但这一段时间又没有别的计划，所以 他又不愿意完全放弃它。怎么办?对我说来，我可以闲居着而生活不会丢失 它的全部意义。萨特不是这洋的。他愿意生活──甚至强烈地生活──但是 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有可能工作。在这个回忆录中，读者会看到，工作是 萨特无法摆脱的事情。当他发现自己失去了把工作搞好的能力，他就过量地 喝酒;他的活动量加大得超过了他可能承受的限度，这必然会导致他疾病的 发作。他没能预见到这会导致他的近乎失明的状态，他因此而无比震惊。他 想自己该歇下来了，对他说来，病是休息的唯一正当的理由。
现在我不再完全相信这个假设──一个有点过于乐观的假设，因为它假 定萨特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晚年的这场悲剧是他整个 一生的结果。人们可以运用里尔克的话来说萨特：“每一个人都在自身肩负 着自己的死亡，正像果子带着自己的核。”萨特的衰老和死是他的生活所导 致的。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他能够那样安详地迎接它们的来临。
我说这话时没有幻觉;这个安详的心灵也时常受到干扰。他越来越感到 需要一杯酒。在这次度假前我问维克多，他认为萨特的健康状况怎样。“他 越来越糟，”维克多答道。萨特在每次同他谈话之后都很气恼地要威士忌喝。
在 1977 年 6 月 21 日，他七十二岁生日时，他是十分愉快的，他同许多 知识分子在雷卡米埃剧院欢迎东方的持不同政见者。与此同时，吉斯卡尔在 爱丽舍宫会见勃列日涅夫。萨特挨着米克哈尔·斯特恩博士坐着，我们为他 的获释出过一份力，他十分诚挚地向萨特致谢。萨特同其他在场的人作了简 短的交谈。
在这一年里，像往常那样，他签名于许多文章，都发表在《世界报》上：
1 月 9 日，支持处境困难的《政治周刊》的呼吁书;1 月 23 日，反对摩洛哥 镇压的呼吁书;3 月 22日，一封致拉瓦尔法庭庭长的信，信中表示支持伊万·皮 诺，他因退回自己的军籍簿而被控告。3 月 26 日，抗议一名歌唱家在尼日利 亚被逮捕的信;3 月 27 日，为争取阿根廷公民自由权的呼吁书;6 月 29 日， 寄给贝尔格莱德会议的请愿书，反对在意大利的镇压;7 月 1 日，反对巴西 政治形势恶化的抗议信。
此外，萨特和一个音乐研究家吕西安·马尔森有一个谈话，发表在 7 月 28 日。在这个谈话中，萨特谈到他的音乐爱好，他痛惜电台的《法国音乐》 节目的新变化。该节目负责人在 8 月 7 日至 8 日的《法国音乐》上对他的批 评作了回答。
7 月初，萨特同阿莱特、布依格和布依格的一个女朋友——一位萨特非 常喜欢的年轻妇女——乘小汽车去朱纳斯。经过了已成为习惯的一番接送， 他同万达去了威尼斯，他在那儿呆了两个星期①。我常给他打电话，看来他的 情况很好。但莉莲的朋友宣告的那个结论仍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只有几年 好活。我同西尔薇去奥地利旅行，有她和我在一起以及我对风景、城镇和博 物馆的兴趣帮助我消除心中的不安。但在晚上，虽然我竭力去抵抗这种情绪， 我还是不能完全消除它。我从萨特的房间拿了一管瓦列莫;现在我徒劳地指 望靠吞服这种药丸来平复我的心情，我喝着过量的威士忌。这样做的后果是 使我的双腿发软，走路摇晃起来了。有一次我差一点跌进湖里去;另一次， 我走进旅馆的大厅，一下子跌倒在扶手椅上，女主人大为惊诧地看着我。幸 好，到了早上我又恢复过来了，我们度过了一些很愉快的日子。
我们去威尼斯，西尔薇在罗马广场坐在小汽车里等我，我乘汽船去萨特 的旅馆。跟往常一样，这对我又是一次激动，我看到等候在门厅的他——看 到他的黑眼镜，他那笨拙的动作。天气极好，我们和西尔薇驾车离去。我们 在佛罗伦萨停了下来，我在精益旅馆预定了房间，房间的侧面有阳台，在上 面可以鸟瞰整个城市。我们在酒吧喝鸡尾酒，萨特愉快地微笑着，正像他以 前常有的那样。
第二天，大约两点，我们到达罗马，清冷凄凉的罗马。十分不幸，我们 那套带阳台的房间没有了。它租给一个美国人整整一年。但我也喜欢我们的 新住所——两间卧室，被一间小客厅分开，客厅里有一个低低鸣响的冰箱。 这套房间也是在十五层楼，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圣·彼得教堂，还可以欣赏 异常壮观的日落。
我们一起度过了三十五天，先是同西尔薇，然后是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
我想萨特是完全恢复了(除了他的腿;他几乎完全不能行走)。他同我讨论 我读给他听的书时，思路十分敏捷——特别是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写的那些 书。虽然博斯特一向对萨特的状况持悲观态度，但他和奥尔加来看我们时， 他也为萨特表现出的活力惊讶不已。西尔薇走后的一天，离我们住的旅馆十 码远有一个小咖啡店开始营业，它原先是一个汽车间。我们每天在这个小店 的平台上吃午饭，吃一个夹心面包或煎蛋卷。有时在晚上，从我们吃晚饭的 饭馆坐出租车回来时，我们停在这儿喝一点威土忌，然后再回我们的房间。 我们常安排在那儿同人们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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